注：该文作者：石佑启

　　载于：《行政法论丛》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何谓行政？的确是行政法学无法绕过去的入门的概念。其答案，也可说是异彩纷呈。

　　该文认为：“公共利益”和“营利性”是区分公共行政（也称：公行政）与私行政的关键所在。试析之：

　　1、“公共利益”。该文认为：“只有那些具有社会共享性的共同利益才是公共利益。”何谓“社会共享性”？关键是如何定义“社会”。社会的范围？社会的主体？谁能说清楚。如果说国家（公权机关）这一特定的法律主体可以覆盖全社会的话，那么全国性的社团、事业组织是否也可以覆盖全社会？国家的疆域是否与社会的范围相吻合？还是二者不具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国家与社会是可以区分开来的，国家不过就是社会的某一种表现形态罢了。

　　是不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社会（参考：“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相互联系起来的人群。”引自《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1月第2版，1012页“社会”词条的第二项词义）？如果是的话，那么，谁又能说企业（不论是抽象的或具体的、集合的或单一的、全国的或地方的、公有的或私有的。当然，纯粹的一人公司不在此列。毕竟，两人以上才可以称为人群）不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形态呢？那又怎么好意思将企业行政归入私行政，而排除在社会行政之外呢？

　　另一个关键是“共享”。这就涉及到利益的生发和归属问题。请见下文详述。

　　2、“营利性”。更是游离于本题。“营利性”只能是法律主体的属性，而肯定不是行政的属性。除非想要表达：营利性组织（其实就专指企业）的行政与非营利性组织（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当然是指它们在常态而非变态的情况下，因为有太多的这些组织实际从事了太多的营利勾当）的行政的区别具有重大意义。遗憾的是，这种区分的现实意义未见显现。

　　自然人具有天然的自利性，由自然人组成的组织（自然也包括由此类组织组成的组织，余类推）在这一点上可能例外吗？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人，与其说他们为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利他），倒不如说他们是自我实现（利己）的优秀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