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我们认为在中国，乡土社会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第三种社会结构。

　　二、 乡土社会中法律适用的障碍因子

　　法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经济关系，正是随着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出现，私有财产的形成，人们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的普及，使人们不再仅以家庭为自己生活的共同体，而是把自己的合作伙伴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体社会契约的缔结者。由此发生了社会关系结构的根本改变，如果说，过去人们之间的合作靠亲情维系，现在则要靠一种新的规范维系，西塞罗说：“……由此制定了法律，形成了习惯，而后公平地分配权利，形成一定的生活规则。”[④]这样的法律，当然就是市民法。从市民法的形成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契约的观念，团体的观念是市民法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是其实施的思想土壤。

　　在乡土社会中，由于其人际关系是相对狭小的，而这个狭小的区域内，人们是“熟悉”的，基于这种熟悉产生了一种信用。这种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这种信用是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仪式”去做。“仪式”与传统社会中礼是一脉相传的。它不是靠一种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

　　再从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来看，乡土社会也不具有产生契约的基础。权力结构可分为三种：首先，是横暴权力，这种权力产生于社会冲突，是用来剥削被统治者以获得利益的工具；其次是同意权力，这种权力是基于社会契约而产生的。个人对于这种契约虽然没有自由解脱的权利，但是这种契约性的规律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必须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再次是教化的权力。这便是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最典型的例子那就是长幼之序，“长老统治”。它们更多的依靠道德教化来使人屈服，也许在更多时候在“长老”们进行“统治”之前，人们已经跪倒在教化的力量之下，“长老”只是作为一种道德教化的象征而已。与市民社会的同意权力相比，乡土社会的人们基本上没有同意的权力，失去了共同同意的这个基础，契约便无从产生。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他认为“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的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是想指明：他们常常有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要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和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得很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扔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一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