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检察监督的方式和力度问题

　　新时期的检察监督方式和力度，有丰富的内容，我这里谈两点，一是完善检察机关自身的内部监督，二是实现对行政权监督的主动性。由于检察职能的司法性决定它有权力决定刑事案件的进程，甚至终结案件，那么它的司法结论就很重要，我们就要在制度上加以约束。审判有审级制度作保证，那么检察制度靠什么来保证呢？

　　一直以来，我国检察机关的办案机制实行行政审批、集体负责制，这种层层审阅、逐级审批的行政色彩浓厚的办案机制，不仅与检察官法律职务的司法性特征相违背，有悖于检察活动的规律，而且容易导致案件处理上的责权不明，一旦发生错案或违规事件，难以落实具体案件承办人的责任。这种“检察体制”体现了检察权行使方式的行政性，虽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的整体优势，组织协调检察机关统一行使检察权，但在实践中暴露出明显的弊端。按照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法院等部门实施法律监督，同时又拥有对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办案权，这种监督权与办案权的一体化亦潜在巨大的法律风险，一旦失控，反贪者也会成为腐败者。公民（包括犯罪嫌疑人）在这种制度下是很危险的。

　　如何解决以上问题，检察机关近年来的确在下决心，花力气进行改革，其内容主要是实行加强了检察机关自上而下的批准、备案等制约措施，行政性仍然很强。对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的监督问题，不能总强调“内部改革”，外部监督力量的缺失正是人们质疑的重点[5]。近年，韩建林、丁鑫发等省级检察高官的落马就是明证。这些曾经能力不凡的高级检察官堕落为腐败分子，除个人原因外，监督者缺乏外部监督无疑也是重要因素，值得深省。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反贪污反渎职案件的查办过程中，有的做法遭到很多质疑，如对经济犯罪嫌疑人钱物的没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有的地方，钱物“只要进了检察院就别想出来”。这种情况更是没有监督可言。对此进行质疑并非没有道理。

　　其次，是对政府的监督问题。前面谈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主要应转向对行政权力的监督，这是权力制衡的根本要求。但政府的行为和法院的审判活动性质不同。政府的行为非常具体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具有直接高效的特点，政府实施的所有行为，不可能都要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进行。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包括侦查、起诉等具体环节），就是检察机关监督政府的基本内容。但现在的事实是，对职务犯罪的发现和侦查，人们意见很大，检察机关积极追诉犯罪的情况很不理想，80%以上的贪污腐败线索都是来自民间举报，人们对检察官“坐等”案件的办案模式几乎习以为常，这种现象是否值得反思呢？我认为，检察机关的司法特性与法官坐堂问案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