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由来

　　《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发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同志撰写的《关于中国检察制度的若干问题》一文。该文对中国检察制度中存在的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并在文章最后部分，对少数人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片面、动机目的不端正等提出了批判。该文发表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崔敏教授即在《法学》2007年第7期上发表了《为什么检察制度屡受质疑》的文章，对朱孝清同志的某些观点进行商榷。读完两位大家的文章，联想到自己之前对我国检察监督制度已有的一些零星想法，遂产生也来说几句的冲动。不过，笔者的浅见与两位大家之所言没有多少关联，本文不是来凑“商榷”的热闹的。

　　由于是对问题提出质疑，那就先谈谈“质疑”。质疑首先是怀疑，是反问，甚至是“找茬”。质疑不完全等于反对的意思。多一些质疑有时是为了帮助你，爱护你。有的质疑可能过于偏激，有的质疑甚至是“顾左右而言他”，但对被质疑者未必是坏事，那就要看你怎么对待了。如果受到质疑的对象也认为问题不能怪他自己，而在于别的制度什么的，那就正好说明质疑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质疑的对象必须准确，这是一个重要前提，不能把对方的观点缺字漏词地拿来做靶子，否则，这样的质疑本身就令人生疑，缺乏说服力。

　　长期以来，我们都在研究我们的检察监督制度多么好，外国的做法不适合我们的“水土”。近年怀疑的声音多了，甚至有些声音确实有点刺耳。我绝对认同，“对我国检察制度提出质疑的，大多是为了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我国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1]。改革开放近30年了，社会已经发生重大变革，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性质，重新审视现行检察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社会背景，在横向和纵向的立体比较中，探索监督制度和司法工作的经验规律，以得出共性的结论。在改革进程中，对于检察监督，无论什么样的质疑或者反质疑，都应该摆事实讲道理。笔者也完全赞同“理论研究既要放眼世界，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同时又必须立足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2]的辩证法观点。但是，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研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论述同一个主题时，一边大量摆设外国的某些做法作为论据（似乎我们应该向国外学习），同时又极力强调“中国国情”（似乎我们又不能像外国那样做），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没有体现出来，反而给人相互矛盾的感觉，得出的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研究检察监督制度同样应当避免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