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让我们再回到该书的第一章，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审视作者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儒家文化具有唯我独尊的文化自大心态是由于中国没有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的结果，而在地中海世界，西方文化的发展与现代化就是源于几种文化即尼罗河文化、巴比伦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相互吸收与借鉴，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17]。这个观点，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假如中国在当时存在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中国向西方学习就必然容易得多了，中国向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自大。如果我们能够从全球的视野来观察，就会发现这个命题的成立是需要条件的：

　　在全球的视野下，比较有影响的文明/文化有中国儒家、伊斯兰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除了儒家文化外，其他两者 “亲密”接触。如果依据前面萧功秦老师的观点，基督文化的迅速近、现代化就应该被伊斯兰文化迅速吸收与借鉴，因为阿拉伯国家与西方的交往的程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中国，而且一直就处于多元文化格局之下。而且我们还可以将历史往上追溯，在古文明中，地中海世界有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以及希腊罗马文明，在这些文明中，我们只发现了希腊罗马文明吸收借鉴了埃及和巴比伦文明，没有发现前两者对后者的吸收与借鉴，结果埃及文明与巴比伦文明几乎消失了，在他们的土地上取代他们的是阿拉伯文明。但是，自从近代以来，伊斯兰文化就处于守势，即使这样，也没有让他们现代化，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

　　这里我们会发现，吸收其他文明的经验和智慧不是有机会就可以的或者说在一个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就一定转型成功；这种借鉴和学习需要一个条件，即全民达成向西方学习的共识以及这种学习必须是一种制度化的学习，这是一种能力与勇气并重的体现，中国缺的就是这一条件。因此，作者只能在《后记》里感慨，“自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的60年里，中国并不缺乏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为什么连已经得到的机会都被当时的士大夫官绅们莫名其妙地放弃？[18]”；这已经表达了当时中国士大夫们即使有了交往的机会时，也缺乏前述条件，即真正诚心向西方学习的勇气，同时缺乏一种学习的能力，因为他们学习的能力随时可能被其他人剥夺。

　　四

　　在对《儒》一书做最后的反思时，我想把对象转向该书第三章所论述的一个人物，即刘锡鸿，一个可以对西方文明可以真真切切触摸的中国人，在当时的中国，其他人很少有这种机会，他的所思所想值得我们思考，再思考；不过我在这里想从更为广阔的视野进行观察。

　　在《儒》一书中，作者对刘锡鸿的思想和行为分析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刘氏为什么不接受西方的文明，但是其并没有解释如下问题：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刘氏对西方先进的地方是承认的，虽然其将之归结为中国的“末”（这其实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就是这种“末”把中国打败了，而且不是一次，而是每次必败，使中国被迫赔款、通商、割地等，如果让西方国家继续如是，大清帝国不久灭亡了吗，为了大清帝国的存在也必须学习西学即他心目中的“末”；足以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刘氏对此并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