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君臣共理天下”的重要途径是执法以公，赏罚惟一。这一要求是针对君主的。范仲淹说：“法音，圣人为天下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也。”[36]他要求皇帝克制自己的好恶之情，严格执法，做到“贵贱亲疏，赏罚惟一，有功者虽憎必赏，有罪者虽爱必罚，舍一心之私，示天下之公”。[37]只有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基础上，君臣才能具有共同的施政标准，从而做到“共理天下”。
3.2.2.3 提高审判质量
范仲淹指出“天下官吏，明贤都绝少，愚暗者至多”[38]的一般现状，尤其突出司法官吏的庸腐无能。为改变这种状况，他建议实行以下办法：
第一，“审判名”，谨慎适用罪名。他认为，审理案件最重要的是弄清情理，正确适用罪名。他反对在审判中“或无正条，则引廖例” 的草率做法，建议由审刑大理寺精选明晓法律的辅臣，“检寻自来断案及旧例，削其廖误，可存留者著为例册”。[39]这样做，既可避免发生冤案错案，又可提高审判的准确性。
第二，习法律，提高业务素质。他认为，当时审判质量极差，其原因有二：一是法官无德，二是无才。对前者、他主张严格绳之以法：对后者，他主张通过考试选拔法官，提高业务素质。他建议由各县推荐“曹司一名”，到州府集中“习学法律”，然后经过专门考核，“聚厅试验”，及格者回原县充任法司，经三年判案无误者，提升一级。用这种办法迅速培训一批粗通法律的司法官员，以替代庸碌之官，不断提高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从而避免和防止大量冤案、错案的发生。
总之，力主变革图强的范仲淹，为革除社会时弊，整顿封建法制，设计了种种方案，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尽管“庆历新政”不到一年便失败，但其为日后更大规模的改革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因而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3.2.3 王安石的实用主义思想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王朝日益贫弱，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王安石就是在这股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进士出身，历任扬州签判、提点江东刑狱等职，颇有政绩。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开始推行新政，直至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新法废止。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立意变法，崇尚法治。他的法律思想和他的变法实践是融为一体的。
3.2.3.1 法先王之意的变法纲领
王安石提出变法主张，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朝廷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患在不知法度故也。”[40]由对这个论断解释开始，展开了他对“法先王之意”的变法纲领的论述。
首先，他指出在法律在形式上要“法严令具”。即法律的关键是法律内容的好与坏，它是否符合先王之政。他认为“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41]这实际上是为改革提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说当今的法度是由于它不符合“先王之政”才成为改革对象的。我们知道，法先王是先秦孟子所倡导的一个口号。儒家思想被确定为正统思想之后，奉天法古成为普遍遵行的政治信条。而这个信条也是任何改革必须逾越的最大的思想障碍。了解这个背景，才能领会王安石的深意。他把“法先王”的口号率先提出来，在正统范畴中处于绝对高度，使之又成为了改革的一面旗帜。
其次，他巧妙地用“法先王之意”代替“法先王之政”。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走一条富国强兵之道。这和儒家的重义轻利传统相冲突。为此，王安石不得不对先王之意重新进行解释，以便为变法找到理论依据。强调财富的重要性，强调理财的正当性是这一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政事乃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42]又说：“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43]在这里，他力图把义和利统一起来，做到重义而不轻利。他认为，财富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理财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义和利不是相对立的，而是正确的理财原则。
3.2.3.2 三不足的变法理论
王安石目睹宋王朝自庆历新政以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深化，立意“变更天下之弊法”，以图复兴。但是，大官僚大地主阶层为了抑制变法，抛出三个“法宝”，即：天变可畏；祖宗不足法；人言可恤。王安石在变法期间，为扫清思想障碍，曾在《三经要义》中明确提出三句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44]
第一，天人了不相关，“天变不足畏”。不少守旧派利用当时的自然灾害指责变法，要求复旧。王安石认为，人事与天道，各有其常，两不相关。“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45]自然界的灾异现象有时和人类社会的动乱、变故同时发生，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联系。
第二，贵乎权时之变，“祖宗不足法”。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指斥王安石，并一再要求“谨守祖宗之成法”，“谨奉成宪”，其理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王安石认为，制定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天下宁，民富国强。建立法律制度的宗旨就是因世制宜，因时制宜。他认为，祖宗之法应当效法，但效法不等于硬搬过去的“施设之方”，而只能“法其意”。所谓“意”就是制定法律制度的宗旨。他指出，当时纲纪不明，财力日穷，风俗日坏，已成颓衰之势。如不改弦更张，国势将一败而不可收拾。惟一的办法就是“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46]
第三，摒弃流俗异论，“人言不足恤”。变法伊始，守旧派纷纷以“直言勇谏”的忠臣面目出现，向皇帝直言劝谏，要求废止新法。如果不采纳他们的意见，就是一意孤行，不循民意，不恤人言。王安石认为，人言有好有坏，因此对待的态度也应有两种，一是采纳，二是置之不理。“人言不足恤”的理由有两方面。一是国家立法不能受“人言”左右，而应以国民长远利益为标准。二是如果以人言为恤，则根本不能制定善法。
王安石“三不足”的变法理论，是对中国古代变法改革思想的总结和升华，显得相当彻底和完整。这是王安石法律思想中的闪光之处。
3.2.3.3 大明法度与重建贤才并举
经历了变法实践的王安石深切地认识到，要实现天下大治，主要靠两种办法：一是“大明法度”，即废除旧法、弊法，创立新法、善法；二是“众建贤才”， 即淘汰守旧平庸之吏，起用进取有为之士。这是他推行新法的两个法宝。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法治、人治统一说。他认为，国家是否富强，天下是否安宁，关键在于有没有法度，和法度是否合理。同时，他又十分重视“人”的作用。这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立法离不开贤人。是否有一定数量的进取有为之士，是实行变法的重要条件。要实行新政，创制新法、善法，必须靠贤人出谋划策，否则，根本立不出新法、善法。 其二，执法离不开贤才。天下法度一经确立，“必光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能复先王之法度”。[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