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一生忠于职守，敢于进言。针对北宋王朝存在的许多问题，他多次上书要求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消除隐患。但他又言“祖宗之法不可变”，并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在青苗法颁行之后，他根据怀民以仁的传统，认定变法是“违法异常，轻革朝典”，结果是“百度纷扰，四民失业；怨愤之声，所不忍闻；灾异之大，古今罕比”。[29]所以，在朝会对策中，多次恳请立即停止变法。

　　3.1.3.2　尊重法律 慎重赏罚

　　在强调为政为礼的同时，司马光也非常重视法的作用。他认为：“礼与刑，先王所以治群臣万民，不可斯须偏废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必须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首先应做到“一遵正法”，即尊重法律的权威，一切依法行事。司马光也曾指出，“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然后可以断狱。”[30]也就是说，在适用法律时要了解立法本意，掌握其基本精神，依据情理进行分析，才能够正确的定罪量刑，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

　　此外，为了发挥法律的效能，还必须注意“赏罚明当”，即“赏必有所劝，罪必有所惩；赏不以善，罚不以怒；赏不厚于所爱，罚不重于所憎”。若“喜则滥赏，怒则妄罚；赏加于无功，罚加于无罪，则天下何得不乱？”[31]所以，人主必须慎重行使赏罚大权，因为它关乎国家的安危治乱。

　　总之，在当时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司马光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要求明君臣之分与尊卑之序，以礼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另一方面，他重视法度，尊重法律权威，是宋代传统法律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3.2　北宋中后期盛极一时的功利与变革法律思想

　　3.2.1　痛苦的现实

　　北宋时期，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虽占主导地位，但功利思想与变革思想也曾经短暂的成为显学，占据了正统地位。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表人物，对于功利思想与变革思想的兴起功不可没。这一思想的盛行，与北宋时期特殊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密切相关：

　　第一，社会危机的加剧。北宋时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异常尖锐复杂。由于推行优抚豪强、不抑兼并政策，致使“势官富姓，占田无限”。他们倚仗官府和法律的庇护，享有各种免税、免役特权，造成了富者愈富，贫者甚贫的贫富对立的局面。早在北宋初年，各地不堪重负的农民就不断掀起武装反抗斗争。

　　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宋朝立国之初就确立了“守内虚外”的国策。在这种国策的指导下，统治者将精兵屯于京城附近，并对将领多方牵制，削弱了边防守备力量和军队战斗力。同时，千方百计地加强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和对臣僚的防范，而对于异族的进犯，则不惜屈辱求和，割地赔款。这些沉重的负担，自然转嫁到农民身上，各种赋税叠加，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灾难，从而使宋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使整个政权陷入内乱不止、边患不绝的境地之中，加剧了统治危机。

　　第二，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事实上，根据宋史和宋代文人的笔记的记载，北宋时期商业相当繁荣，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比前代有所增加。之所以积弱，一是朝庭没有做到合理的利用这些财政收入所致：北宋军队庞大冗官众多，军费与官俸的开支不容忽视；北宋政府常年给予契丹、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大量的岁币和岁赐，也消耗了不少的财政储备。二是北宋政府税收名目繁多，农民和工商业者不堪重负而大量的偷税漏税，政府财政收入因此减少；另一方面，农民和工商业者创造的财富大量的被政府夺取，积累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财富相应减少。三是朝庭对内和对外的战争破既坏了生产又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此三者使国家看来“积贫”。

　　北宋政府拥有庞大的中央禁军和数目众多的地方厢军，但是疏于训练，又由于军事制度和体制所限军队难以正常发挥其战斗力，所稍强者也仅仅是西北的军队稍有一定的战斗力，中央禁军貌似强大实际战斗力不高。此外，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北宋的实力，而西夏和契丹也几乎总是在同一时间段对宋发动攻击，本身实力不是很强的宋政权无法集中全力对付他们。故尔宋的对外多趋于软弱，不能示强，谓之“积弱”。

　　3.2.2　庆历新政

　　宋仁宗时北宋朝廷已是积弊重重，忧国忧民的革新派官员认为变法图强是唯一出路，必须革故鼎新。庆历年间，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官员，在《上十事疏》中，向仁宗提出了具体方案终被采纳以诏书形式颁行全国，由此开始了“庆历新政”的改革运动。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早年曾任苏州知府、礼部员外郎等官。庆历三年（1043年），经欧阳修等人推荐，被提升为参知政事。此文以范仲淹“革故鼎新”的法律思想为例，阐述此时讲求实用的功利思想。其法律思想主要是针对时弊，力主变革，并从健全和加强封建法制入手，以图中兴。

　　3.2.2.1　改革官制 革故鼎新

　　范仲淹对当时朝政昏暗、官僚腐败有较深的认识，借用（易经》 的辨证思想，阐述变法图强的理论。《 易经》 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穷塞，则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积弊重重，不改革则不能生存的关键时刻，必须“革故鼎新”。

　　经过考察和分析，他指出，朝政昏暗的主要原因是“官制之弊”。其主要表现是：第一，赏罚不明。按照当时的官制，各级官吏每隔几年就要晋升一级。这就是所谓“磨勘之制”。在这种制度下，官吏有功的得不到提拔，有过的得不到惩处，于是形成了人浮于事、论资排辈的风气。第二，官风不正，排斥良吏。在这种官制下，“人人因循，不复奋励”。[32]为此，他坚决主张改革官制，作为变法图强的中心内容。他主张废除“磨勘制”，一律以为官员的政绩和才能为标准，决定升贬。而且，他十分重视贤才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因此，他主张“精贡举”； 考以“策论、诗赋”，选拔人才，以为改革中坚：“开学校，设科等，率俊贤以趋之，各使尽某其心、就其器，将以共理于天下。”[33]总之，范仲淹改革官制的思想可以归结为：慎选举之方则政无虚授，敦教育之道则代不乏人。[34]

　　3.2.2.2　限制君权 实现君臣共理天下

　　北宋王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中央集权的空前加强，使皇帝的个人因素在治国中的作用异常重要，因而也从客观上导致皇帝个人专断的恶性发展。范仲淹作为较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试图对此进行扼制，以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其具体办法是劝说皇帝明晓君臣共理天下的道理，重用贤臣，遵守法制。他说，自古圣人“建官”，目的就在于“君臣共理天下”。因此，君臣应当共处国事，同商大计，皇帝不能一任己意独断、偏听。皇帝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只有“开言路，采群议”，才能避免偏差。他反对皇帝偏听“密奏之言”，“内降处分”，使“内外相疑，政教不一”， “离隔君臣之情”。[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