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2　开国君主的特殊经历

　　宋太祖赵匡胤最初为后周禁军殿前都点检，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去世后，国家内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气氛。公元960年正月初一，赵匡胤被令带兵北上抵抗北汉，军队刚调动，开封城就出现了将“册点检为天子”的舆论，当晚，其弟赵匡义和亲信赵普谋划兵变，趁赵匡胤假装酒醉未醒，将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并下拜称万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其后，太祖禅代周恭帝，正式建立宋朝。宋太祖依靠自己掌握的禁军大权，轻而易举的篡夺政权，为了防备其他武将或权臣故技重施，必然也要限制臣下的权力，加强自身绝对集权控制能力。

　　3.1.2　宋初君主的法律思想

　　宋朝初期统治者的法律指导思想，简言之，就是在高度集权与轻度用权之间力求平衡，显示出其时代特色。大致来说，鉴于五代之乱，建构集权体制，从制度上杜绝了地方割据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赵宋朝廷权力基础及其薄弱，所以在建国之初便制定了务求宽柔的治国方略。

　　3.1.2.1　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割据分裂

　　赵宋王朝起于“五代”更替之末，政权通过兵变拥立形式夺得，面临的又是经历长期军阀混战之后土地荒芜、农工凋敝的局面。为了巩固统治，避免成为走马灯中的第六代王朝，深知“节镇太重、君弱臣强”危害的宋太祖，在政权建立初期，就确立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割据分裂的方针。建隆二年（961年），太祖向宋初名臣赵普垂问政权长治久安的方略，“精通治道”的赵普说：“唯稍夺其（节镇）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宋太祖说：“君无复言，吾已喻矣”。[16]于是“杯酒释兵权”、“收诸道精兵”、“诸州税课，悉送京师”等强干弱支的措施纷纷出台。这些措施的落实，消除了五代时期将领更换皇帝的隐患。法制方面的一些新举措，如最高复审机构“审刑院”的设置，禁革科举考生与考官之间的恩师门生关系，审理权和判决权的分立，等等，无不是中央集权思想的实践。

　　3.1.2.2　崇文抑武 儒道兼用

　　宋太祖赵匡胤虽是武将，但“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17]太宗也说过：“王者虽以武功克受，终须用文德致治”。[18]太祖即位后，面对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习气，竭力提倡文治，相当注重吏治文臣在经世治国中的作用。因策划“陈桥兵变”而官居要职的赵普原本“寡闻学术”，宋太祖经常劝勉其读书，赵普明白太祖的意思，遂潜心研读《论语》，并将其活用于国家管理，“家人见其断国大议，闭门观书，取决方册，他日窃视，乃《鲁论》耳”，[19]所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鉴于五代以来“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的教训，宋初统治者还很重视地方现任官员的吏治才干，要求他们学法知法。[20]太祖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为治之道”，[21]太宗说：“法律之书，甚资治理，人臣若不知法，举动是过，苟能读之，益人智识”。[22]一方面要求武臣读书学法，由“律学博士”对官员讲授、考核，考核成绩居末位者，还要处以罚金，一方面又大力起用懂法的文人任官。

　　在继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同时，宋初统治者还十分欣赏黄老之学。在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实现以后，黄老之学逐渐被推上与儒学相近的显学地位。太宗经常阅读老子的《道德经》，他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23]

　　3.1.2.3　大度兼容 强调慎法

　　宋太祖由部下兵变拥立而当上皇帝与汉、唐等开国皇帝相比在臣属中“望不隆”而“恩不洽”。有鉴于此，他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同时又十分强调慎法，“不敢以诛夷待旧勋”，“不敢以苛法督责吏民”。[24]慎于法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赵氏王朝的统治。正如宋初名臣吕蒙正所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人情伪，在君子岂不知之，基以大度兼容，则万事兼并济。”[25]苏轼总结说：“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26]然而，对这一政策的执行，后来演化为对士大夫官员的包揽放纵，不但形成冗官之弊，还使贪官污吏得以相互包庇，有恃无恐，片面执行这一政策的效果，与太祖太宗的初衷大相径庭。

　　慎法思想用于统治阶级内部时，表现为“大度兼容”、“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等具体政策；用于处理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时，主要表现为要求注意刑事政策上的宽猛关系。前者在有宋一代基本上得以落实，后者在执行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太宗说过：“治国之道，在乎宽猛得中，宽则政令不成，猛则民无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哉”。[27]但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犯罪”现象不断增多，为了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对宽猛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已越来越倾向于迷信重刑，如“重法地”的规定就是其典型表现。

　　自开国以来，新皇朝建立后的一个重要政治举措，就是尽快制订一部体现新朝特点的“新律”，以示新皇朝新气象。宋初慎法，却走到不敢制订“新律”的极端。以致《宋刑统》基本上是《唐律疏议》的抄袭之作。从总体上说，在有宋一代统治集团中，慎于立法、慎于变法的思想倾向占主导地位。

　　3.1.3　传统士大夫的法律思想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士大夫阶层属于政治统治的基石，覆盖了上至朝堂下至田园的各个领域，是任何统治势力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努力谋求士大夫的支持，从而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宋太祖靠武力立国，但改革科举，重用文人，立下了“不杀士大夫”的祖训，使得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国家政权，形成了表面的“共治天下”的局面。宋代士大夫作为赵宋政权的广泛参与者，同时也是时代精神的典型体现。此文中的保守士大夫阶层是指秉承儒家经典，奉代表天意的朝廷为正统，严格遵循古制的的官僚文人。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北宋仁宗时进士，哲宗时累迁至天章阁侍制兼侍讲、知谏院，其后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反对王安石变法，主张恢复旧制，写作《资政通鉴》而闻名。虽然他的主要政治思想体现在北宋中期的特殊环境中，但其根本是源溯于自先秦时期创始的孔孟之道，汉中叶树立的封建正统思想，因此，论文将他作为保守派的士大夫的典型代表加以阐述。其法律思想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3.1.3.1　维护礼治 重振纲纪

　　宋初太祖、太宗为建立长久的国家基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强化中央集权。但到北宋中期，国家更加的“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下的朝廷岌岌可危，这都破坏了封建王朝的正常秩序。针对这些弊政，司马光认为：“国家之治乱本于礼”，“纪纲不立，则奸雄生心矣”。[28]在他看来，礼是关乎国家兴衰的准则；要巩固封建统治，必须维护礼治，重整纲纪。这就要求把三纲五常作为礼的根本，要求君臣上下一体遵守，兴礼义，正名分，美风俗，以巩固尊卑贵贱的社会秩序，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