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装字典是为了“说话”，那么，装法典就是为了“办事”。不幸的是，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装了字典反而常被指认“说错话”，装了法典反而常被指认“办错事”。毕竟还处于过渡时期，这大概就不能怪字典和法典了。不管这年月如何过、这世道怎样转，我包里的两样东西，还是要装下去的。假如把我的包翻个底朝天，里面装的东西确实是字典和法典，而不是洋葱和大蒜。
新华字典第一版是1957年，第十版是2004年，五十年有十个修订版，平均每五年修订新版本。现行
宪法第一版是1982年，至今已有四次修正，平均也是约每五年修订新的版本。我大学时养成出行带包的习惯，并且包里开始装“两典”。当时新华字典刚出第九版，中国
宪法是第三版。直到今天，我依然坚持包里装“两典”，但版本变换的频率却不同。新华字典在2003年修订一次，我便更新了最新版本，而中国
宪法则换了好几次。以后，不管
宪法的稳定性被活推至何种程度，哪怕是每年修正一次，我也不厌其烦，照买不误，装包入袋。除非人人“五欲已销诸念息，世间无境可勾牵”。
听人说，妓女的包里也常装两样东西，一个是避孕套，一个是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前者是为肉体安全，后者是为精神愉悦。依我看，这些从事性工作的女性，该把包里的东西换换了，不说两样都换，但至少应像我一样，把避孕套换作宪法典。因为，
宪法尽管不能避孕，但以我单纯的观察，它应该比避孕套更能保证人身安全。可是，妓女们为何一直无动于衷？我想，职业需要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她们眼里，
宪法给予人的安全可能压根就比不上一个小小的避孕套。
2009年8月12日下午一气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