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出门，我总不忘背个包或手提一个袋子。里面装的东西，每次不尽相同。有时会有香烟，是为应付男人；有时会有避孕套，是为应付女人。但有两样东西，是每次必须要带的，只为应付自己，一个是新华字典，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单行本。前者在身，擦遍了一身汉语文字，遇到不认识的字，即可随手查阅；后者在身，绑定了一捆基本权利，出门在外便仿佛有了十足的安全感。一本字典，一本法典，“两典”在身，走路都觉得格外踏实，一步一个脚印，两步两个脚印。

　　一

　　包里装字典，纯粹是为了认字。自幼就呼吸质朴的空气，尝尽苦头考上大学，奶奶夸我“你认识的字肯定数不过来了”；毕业之时考上了研究生，很想知道奶奶这回再怎么夸我，但回家报喜时却得知老人已离世。后来，村里一位老大爷听说我还要继续上学，便夸我“文化很深”，逢人便连声赞叹：“这孩子真能，全国的字他都认识！”

　　我们那里有好多人以为，上学就是识字、数数，上学越多，识字就越多、数数也就越厉害。可惜，书读至今天，我也没能像乡亲们夸我的那样“全国的字都认识”，好多以前认识的字，现在反而不会念不会写了。记得读初中或小学时，出于对汉字的好奇，经常翻阅字典，专找一些不大常见但又透露着幽默感的字，自娱自乐。例如，一个“行”字，本来两口子感情甜蜜蜜、如胶漆，但只要离婚分手，就变成了“彳”和“亍”两个字了。还有一些汉字，可上可下，但读音完全不同，如“九”和“日”，九上日下，是“旮”，九下日上，是“旯”，九左日右，是“旭”。当时很是纳闷，“日”可上可下也可右，为何不可左呢？造字的人几乎所有部位都想到了，但唯独没有安排左位。

　　当年这份闲心和童趣，随着年龄增大，学历增高，越来越无法找回了。大学里多有语文教育，但是外文尤其是英文占据了绝对地盘。作为中国语言文字的“大学语文”课，估计也就极具象征性地开设一个学期。研考和博考都有语文科目，但全是测试外文，不去测试中文，非常遗憾。曾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的话，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用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如今，戴着高学历、洋文凭帽子的人满地都是，从天上扔下一块石头，不用特意瞄准，砸中的很可能不是硕士就是博士。可是，翻一翻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写的文章，就会发现，表达不流畅、违背汉语规范的作品并不少见，要么就是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交叉出现在一篇学术论文中，读起来别扭得很。“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琅琅上口，那却是真的。”（梁实秋）在学术论文格式化的今天，不计其数的论文更像出自同一模具，千篇一律的格式和文风，代表特定作者思想个性及行文个性的论文十分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