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本文前面曾经提到我国当下“先出台再说”的立法政策导向在司法实践中给法院带来一定的困难。而法院在审判具体的公司社会责任的案件时，因为没有明确的法条依据，可供选择的途径不外乎两种，侵权之诉或者违约之诉。这两种路径在无法可依的情形下，不失为合理，但是从审判的效率来说，却又略显低下。最高人民法院鉴于《公司法》的某些法条过于原则化，曾于2006年4月28日颁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但没有对公司社会责任作任何解释。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表示，继公司法司法解释（一）出台后，解释（二）和（三）也已完成专家论证工作，将分批推出。[10]不过，可惜的是这两个解释依然没有涉及到公司社会责任，这是否意味着未经充分论证，最高院不会对此予以解释？公司社会责任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但随着公司社会责任诉讼的增多，问题将逐渐凸显，最高院当有理由考虑制定相关解释。
公司社会责任这一理念从诞生至今，关于它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它带来两个先天性问题，让人们迷惑不已以至争论不休：一是公司社会责任是否正当；二是如果公司社会责任正当，应如何适用。我国在引入这一理念时，绕过了正当性问题，直接进入第二个问题，这也是中国式的法律现代化道路的典型个案。
我国《公司法》从最初制定至今不过十余年时间，我国公司企业的实践从1993年确立市场经济以来也不过十余年时间，公司社会责任的本土土壤是否真的已经完全成熟，不无疑问。所以，我们在引入、解释、适用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理念）时，必须强调公司的本质是营利性组织，营利是第一位的，而公司社会责任，不过是公司营利过程中被强行戴上的“完美镣铐”。21世纪的公司注定要戴着镣铐跳舞，但是没有了营利的动力源，恐怕公司也将逐渐萎缩直至消亡。另外，鉴于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复杂，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化必然面临重重困难。从上述意义上说，最高人民法院迟迟不对公司社会责任予以解释，任由国人众说纷纭似乎是明智之举。
【作者简介】
沈云樵（1976—），男，汉族，江苏吴江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