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上述观点看，我们在阅读吴丹红君的《特免权制度研究》时至少可以看到不多的泡沫，更多的是作者的谨慎与研究的艰辛。首先，特免权制度作为一个外国的制度，在中国目前的、还没有成为中国司法的一个现实的情况下的研究的确不易，因为其真正引起中国学术界关心的学者不可能很多，因此出现了文献的问题，虽然在国外关于此制度的研究很多（对于一个中国学者而言仍然不容易）。根据作者自己的考证，从1979年到现在（2007年），中国关于特免权研究产生的论文才136篇，硕士论文21篇；而且根据笔者的阅读（不是全部，而是一些），可以容易地发现，其中很多论文具有高度的重复性。可见这些少量的论文，在质量上还要成倍减少[④]的论文中，真正能够作为参考文献，能够可供借鉴的文章是在太少，在这种情况下要研究是在很难。

　　其次，西方语境下的特免权制度研究已经非常成熟，在中国语境如何创新也是非常难的一件学术事业。其实，在笔者眼里，这不仅仅指吴丹红君的研究，更是指中国整个法学界的学术研究。因为到先前为止，真正出现中国本土的、能够为中国法学研究作出法学学术贡献的法学者不多，虽然现在每年，甚至每月出版的法学书籍、期刊很多，但是真正有创见的文章、著作的确凤毛麟角。

　　再次，作者的学术贡献，在笔者看来，不仅仅有对西方社会特免权制度的系统研究，作出第一个如此系统的研究，更在于作者对中国式的“特免权制度”的一种历史勾勒。

　　二

　　在笔者看来，在该书中作者的一个基本贡献就是对中国式的“特免权制度”历史勾勒，不在于历史事实的叙述，在于这种历史事实叙述下的制度命运的感慨。根据作者的叙述，无论如何中国的“容隐”制度都是现代的西方社会的特免权制度，因为当时的容隐制度在于义务，而不在于权利[⑤]。

　　作为一个事实而言。

　　无论如何分析是否其到底属于权利还是义务，有一点可以确定，它还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的。对于中国容隐制度的人性基础，在笔者看来，分为两个层面，对于父亲、祖父等长辈而言，不仅仅属于“孝”的层面，属于第二天性的层面，还属于一个基本的生存的需要；对于子女或者其他亲属而言，则有生物学基础。

　　对于第一个层面的“孝”，对于人类天性或者作为动物天性而言，的确不多，只有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下，这种“孝”的确上升到了人类的第二天性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国人用筷子吃饭那么自然和习惯；在我看来，一旦一种行为和理念成为了我们的第二天性，其实也可以归属于人的自然属性也即人性之中。因此，对长辈的“孝”行为之一的“容隐”反映了中国人的人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