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吴丹红君的《特免权制度研究》

　　一

　　吴丹红先生的《特免权制度研究》2005年完成，在2008年11月出版，不仅仅正如其老师何家弘教授所言“在‘出书其实并不太难’的今天，丹红君这本书的问世似乎有些姗姗来迟[②]”，而且在笔者看来，还是作者对学术研究谨慎考虑的结果。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与自然学科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所产出的论文是否创新，有多少创新的确很容易判断与评价，因为其客观性非常高，虽然不是绝对的确定（笔者曾经在一本关于自然科学的科普知识的书上看到这样一个观点，物理科学在其最前沿的部分，其实并不确定，而是存在着很多分叉，不导致必然，也就是说物理学的最前沿其实就是哲学）。

　　而社会学科的研究却无法确定，甚至没有必要确定，它本身或许就需要一种多元的语境。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总体情况下，西方社会科学，根据笔者的思考，他们还是逐渐积累的，而且积累起来了一个共识，一个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不断增加。而在中国当下的社会语境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还只是无法确定，还没有一种学术界的共识积累，或者说很少有共识积累，比如说，自从笔者工作之后，参加无数会议（包括了例常的政治学习与学术会议或者其他活动），发现要不就是一言堂，要不就是相互攻击，要不就是歌功颂德。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中国的学术传统还没有真正得到建立与传承，还只是各自为战，还只是每一个学者都在自己的“领地”（根据苏力的观点就是跑马占地[③]，一经占着，就出现物权法所言的先占效力了，别人也尊重这种先占，自己不再侵入，如果侵入就有问题了，怎么能遍地开花了）内白手起家。而我们学着的白手起家几乎都是从西方开始的，而西方本身就是“分裂”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学说与观点，我们学者在“弱水三千”中任取一瓢，以此为武器对其他学者的观点与思想进行私下的批评（我们中国学者通常不会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批评他人的学术观点，即使批评也是一种无关痛痒的批评，而不是真正的学术批评）或者说间接批评，很少真正进入作者的语境进行思考，从而使得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无限“泡沫”的境地，然这种“泡沫”的危害虽然被我们时常感受到，却很少真正让我们有决心改正或者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