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的关系问题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经验主义是反对逻辑推理的，而理性主义又特别强调逻辑推理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从《证据规定》第64条的规定看，我国是将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相结合加以规定的。笔者认为这种规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理由在于：无论任何法系，任何国家，司法审判都是按照三段论的逻辑形式来进行的，法官首先认定事实（小前提），然后适用法律（大前提），最后得出判决（结论）。当然，这里的“法律”应当作广义的理解，既可以是成文法，也可以是判例法或者习惯法，有时也包括抽象的正义观念和公平原则等。从民事司法过程看，法官做出判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维过程和行为过程，其中融科学性、技术性、形式性和实质性于一体。事实认定需要质证、认证和证据判断，适用法律则需要理解法律的本旨和真意，这些都需要将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结合运用。即使是特别强调“背景知识”作用的判例法国家，法官在运用判例法解决纠纷的时候，也离不开类比推理、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等逻辑推理方法。因此，片面的过分强调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不是辩证的态度。正如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是完全无视道德与社会方面的考虑，也不是错误地把逻辑认为是机械式的推理行为，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出结论说，逻辑和经验在行使司法职能过程中与其说是敌人，毋宁说是盟友。”[6]

　　4、认真对待司法经验

　　诚然，日常生活经验无时无刻不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发生作用，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司法经验，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合理利用司法经验。但是，司法经验重要性的强调，意味着允许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造成审判上的恣意和司法的随意性，使社会对司法的认同感降低，民众对司法甚至法律的尊重变得可有可无。因此，防止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将司法经验的使用限制在合理的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就成为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的问题。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提升程序法的作用。程序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小、重要性越低，诉讼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越低，法官自由裁量权就越大；第二，完善立法，增强法律的明确性，杜绝法律漏洞，减少法律规范的内部冲突，压缩司法经验特别是恣意司法的空间；第三，加强基本原则立法，发挥法律基本原则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功能；第四，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判决是法官道德过滤后的法律”[7]，法官的职业道德越低，就越容易受到法外因素的影响，审判的恣意性就越强。司法经验特别强调法官的良知和理性，这与法官的职业道德实际上具有同质性。第五，法官司法经验中的“错误信息板块”最小化。由司法经验的个性化特征所决定，法官的司法经验中必然包括一些偏见的成分。司法实践中，许多冲突的解决并不取决于程序形式的有效，而取决于法官以经验为支撑的直觉，以及在这种直觉基础上所选择的行为。“直觉判断和行为越有效，就越能强化法官的经验偏见”[8]。而法官存在或坚持这种偏见的必然后果是：“把水源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