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金字塔型的权力运行结构中，位于底边的是平民，平民之上是执政党党员，党员之上是委员、委员之上是书记。但是，富裕的人、赞成国民党的人、罪犯、有道德瑕疵的人（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是被排除在这种政治权力金字塔的底边之外的，他们是被压迫、被专政的对象，这就保证了执政党与其平民阶级之间的“密切联系群众”——这种政党与其阶级之间的“密切联系”关系是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统购统销下的物质生活资料平均分配、有效遏制贫富分化、打击官僚阶级等经济与政治手段加以维持的——实现了社会组织化。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社会组织化虽然导致了许多灾难性的后果，诸如大饥荒、文革等等，但是，执政党与其阶级基础之间的政治联系是密切的、巩固的。换一句话说，“人民当家作主”口号在那个时代的流行使得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平民相信他们自己确实是国家政治权力的真正主人，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官方叙述在“革委会”、工厂、田野、课堂、商店等场所里被各种批斗会、工宣队、“贫下中农高级法院”等事物所反复证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不仅仅是
宪法中虚幻的文字，更体现为活生生的政治现实。这样一来，搭载于
宪法之中的官方意识形态叙述在被倾听者（工农兵等平民群体）所认知、认同的时候，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就具有了实质合法性。这正是1949-1979年期间执政党政策虽然出现多次重大失误但其政权依然稳固的真正原因和秘密（虽然不是唯一原因）之所在。
七
从1979年开始，尤其是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执政党与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来源——平民阶级之间开始出现政治联系上的断裂。这是一个极大的政治危机的肇始。权力金字塔在第一环节开始出现裂缝，平民与党员之间的“密切联系”开始呈现疏离的趋势，并且逐渐增大。这种断裂的主要根源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在1979年之前，中国平民的物质生活方式主要是政治性的：
——买卖商品要背诵《毛主席语录》；
——用“忠字舞”替代平时的健身活动；
——缔结婚姻要看“政治身份是否般配”；
——穿衣打扮不仅仅从样式到颜色都基本统一，还要以佩戴各式各样的领袖像章为时髦……
在这种政治色彩浓厚的物质生活方式中，平民与执政党党员之间具有共同的经验范围。他们彼此之间具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生活问题、共通的生活语言、共同的行为模式与行为规则。国家意识形态在
宪法中、在物质生活方式中的编码与解码是一致的、无歧义的，中国国家与中国平民双方之间对传播所应用的各种符号应有大致相同的政治理解，这种融通了政治与经济两个领域的共同理解是“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基础和前提。
1979年之后，中国平民物质生活方式中的政治色彩逐渐消褪，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开始复兴，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途径和手段不再依赖国家的统购统销，这些变化都导致了人们物质生活与政治的分离——在一个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的生活场景中，政治与经济一定是分离的。1979年之后的人们不再象以前那样与政府、国家、执政党之间“密切联系”，人们开始与商人、商品生产者之间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是不以政治身份为中间环节和纽带的。这样一来，党员与平民之间的共同经验范围日渐缩小，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生活问题、共通的生活语言、共同的行为规范与行为模式越来越少，在很多方面甚至完全消失。这种经济领域内的物质生活与政治的分离，直接导致了执政党与其最大的阶级基础——平民阶级——在政治联系上的断裂。
八
随着第一环节的断裂，在第二环节中，党员与担任行政官职的党委成员之间也开始出现断裂。这种断裂的客观原因是1979年以后官僚制度的重建。
大体上，中国重建官僚制度的努力开始于1979年，这是与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清算活动相对应的必然逻辑结果。既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以对官僚政治的彻底否定为核心指导原则的，那么，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必然以恢复官僚政治为其最终的政治目的，这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必然逻辑。但是，这种深邃的政治目的却被巧妙地隐藏在“依法治国”的战略口号之下，这样一来，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就都成为了重建官僚政治的两种主要手段或者政治工具。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律从来不是议会政治的有力武器，也不是普罗大众改变其政治权力客体地位的有力武器，这从根本上注定了法律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和官僚阶层的奴婢。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安东尼·唐斯指出：“随着官僚组织的发展，他们倾向于制定更多的成文规则体系，涵盖他们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组织会遇到各种情形，与创设之初相比，官僚组织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处理此类情况。提高组织经验积累的渴望，使官僚组织中的官员制定出越来越多的详细的规则。这些规则有三个主要的效应：第一，能够显著地提高官僚组织对过去曾经面临的情况的处理能力，并使它的每一个部门的行为，对于其他部门而言，都更稳定，更可预测。第二，将官员的注意力从实现官僚组织的社会职能转移到官僚组织自身的规则上（社会学家称为‘目标转移’）。第三，增加了官僚组织结构的复杂性，这反过来增强了制定规则的惯性，因为当前的成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成本。由此而产生的对变革的抵制，进一步降低了官僚组织调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因此，老的官僚组织往往比新生的官僚组织更加稳定和缺乏弹性。”（Anthony Downs，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