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的角度，假如我们把这样的浸透着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宣示性法律”当作法学研究的对象和样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重要的视窗以及视窗那面的学理价值：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法典的字里行间的语义，透过那些句式、修辞、语境的历史演变，观察这种法律的年轮，然后去观察、研究那些搭载于法典之中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生、演变、发展乃至僵化衰落的轨迹，思考它们的实现机制——它们是如何地期待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如何用历史验证它们的假设被多数人接纳并认可？如何让国家意识形态占领合法化的制高点？又是如何迁延、流传、“形气转续，变化而嬗”（贾谊《鹏鸟赋》）到一般的、普通的制度形成过程中的？——这种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期待得到我们对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新的假设、新的论证和新的理论成果。

　　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种颠覆性的、全新的意识形态开始了与陈旧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较量。这种陈旧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以宗法伦理、差序结构、家国一体为核心的。在这种官方意识形态中，法律不是社会商谈的结果，更不是民众之间、民众与官僚帝王之间的社会契约。法律是、并且仅仅是一种来自权力主体的命令，犹如家长对子女的命令一样。官僚与帝王如牧人，是权力的主体，民众如羊，是权力的客体。“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律从来都是官吏手中的工具，它们被官吏制造、被官吏使用、被官吏解释、也被官吏随意废弃。对民众而言，法律总是别人制定出来压迫自己的异己性力量，是一个令人心存畏惧的客观存在。

　　崭新的意识形态首先将思想自由的炮口对准了“孔家店”，展开了猛烈的轰击。于是，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幽灵，随着崩裂垮塌的旧意识形态开始在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中游荡。民主、自由、平等，构成了崭新意识形态的旗帜，召集着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民开始进行一场针对传统的、旧意识形态的救赎性革命。

　　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作为崭新意识形态的代表，成为了浪漫主义的、激情燃烧的革命运动的领航人与理论家。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结成了短暂的意识形态同盟。“马克思主义对革命事业最具爆炸性同时也确实最富创见的贡献就是，他运用政治术语将贫苦大众那势不可挡的生存需要解释为一场起义，一场不是以面包或财富之名，而是以自由之名发动的起义。”（阿伦特）

　　于是，我们看到，在为打碎家长、官僚、帝王的压制与枷锁，争取消极自由的一切内战、讨伐与内讧中，都有崭新意识形态的拥趸、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革命与战争，开始成为新意识形态取代旧意识形态的推进器或者助产士。而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见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则成为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家的共同目标。

　　三

　　新旧意识形态的冲突改变了中国政治，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法律。当新的意识形态在延续多年的战乱中逐渐挣扎并站立起来的时候，寻找一个合法性的基座，把自己变成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成为在法律领域的必然诉求。这个合法性基座在最初是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后来才转向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起源于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是中国现代政党制度迥异于西方政党制度的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就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发表了《中共中央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号召“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重要问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等人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国共两党经过反复商议签定了《双十协定》，确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31日，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参加者有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无党派人士9人，共38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等五项协议。按照政协决议，真正的国民大会应当是在全面停战的和平条件下，由改组后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但是，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国民政府自恃武力强大，企图使用军事手段消灭共产党，便违反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于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遂使政协解体。经过四年内战，中国共产党占领了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重建政治协商会议制度。1949年9月21——30日，由中国共产党召集，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共134名代表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