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久前备受关注的“邓玉娇案”为例，按《难办案件》的标准，该案并不是一个“难办案件”。因为该案并非没有明确的法律可适用，判决邓玉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或无罪（正当防卫）都是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适用的。而适用的结果也不会不合情理或有悖“天理”，毕竟从事实上说，邓贵大死在了邓玉娇的刀下。可是，比较而言，笔者并不认为“邓玉娇案”比“许霆案”更容易办，甚至更难办。

　　首先，按照《难办案件》所说，“在难办案件中，法官无论怎样决定都必须并首先作出一连串政治性判断”，“在许霆案件中就是，该行为该不该处罚，现有处罚是否过重，该如何化解相关难题”，“这都不是可以依据明确规则作出的判断”。在“邓玉娇案”中，这种判断同样存在：邓玉娇该不该罚？如果该罚，是判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还是过失致人死亡？判故意杀人罪是否过重？如果判无罪（正当防卫）又会不会太轻，以至于对被害人家属“不好交待”（毕竟“死了人”）？

　　其次，“邓玉娇案”既涉及法律问题，也涉及事实问题，法官必须“纠缠于事实与法律之中”。[5]即使按照《难办案件》的标准，我们排除“邓玉娇案”的事实问题，完全赞同该案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邓玉娇案”也是一个“难办”的案件。事实并没有告诉法官一定要适用故意伤害或是过失致人死亡，或是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的法官仍需要作出上述一系列的“政治性判断”后，才能最终作出判决。

　　更难办的是，“邓玉娇案”是一起典型的“影响巨大”的“政治性”案件。该案当事人一方是政府官员，一方是作为普通百姓的女打工者，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无疑具有相当的敏感性。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政府的形象和“面子”、被害人家属的心理等等，都是法官需要考虑的因素，判决要让各方都满意，可谓“相当难办”。[6]

　　“许霆案”形式上的“特殊”之处在于其适用了刑法第63条第2款，因为该款适用的前提便是“特殊情况”。如果“许霆案”不特殊，也就无从适用该条款。[7]更“特殊”的是，根据相关报道，刑法第63条第2款至今“无人使用”。果真如此，那么，“许霆案”算是开先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许霆案”的确是殊例，甚至是仅例。但是，“许霆案”的“特殊”并不表明该案就一定“难办”。与大多数疑难案件判决呈现出的众多分歧相比，“许霆案”一审判决几乎遭到一致的批评——判重了。从这个意义上，“许霆案”的重审或改判就并不太难办——轻判就是了。至于如何选择法律适用，当然必须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从刑法法条中作出选择。法官不能因其“特殊”而特殊办理或拒绝裁判。[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