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部分条款内容不周延、不够细化，实践中难以操作。（1）第73条虽然规定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三种情况下对征税机关的配合义务，但在税务机关并不知道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是否在某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户，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不配合查询，缺乏相应的规定，导致实践中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往往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而不予配合情况的发生；（2）第5条第4款规定“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但“法律责任”一章中只列举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阻挠税务机关执行职务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实施细则》中也只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银行、税务代理人等提出了明确的法律责任，而对于阻挠税务机关执法的行政干预、社会势力等，却没有明确其责任；（3）第45条规定了税收优先权，但由于我国采取的是国税与地税分税的财政体制，对于国税与地税之间如果基于相同的事实主张优先权，缺乏相应的规定；（4）规定不细化而无法操作主要表现在：首先，税务稽查中滞纳金的计算时限不具体。税务稽查从选案到稽查、审理、执行，整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纳税人无法控制的。因此，这段时间不应计入滞纳金计算的范围，但征管法中并未予以明确的规定，容易导致实践中的混乱；其次，对抵税货物的拍卖、变卖期限没有明确，从而导致实践中有个别税务机关扣押、查封后迟迟不交付卖、变卖，造成扣押的财产市场价格变化，有的最终值不足抵缴税款，甚至有的税务人员长期占用扣押资产，容易滋生腐败，等等。[7]

　　3、个别条款规定脱离实际，实践中难以操作。例如，第31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将延期缴纳税款的批准权一律收归省级主管税务机关，本意在于防止恶意缓交以达到欠税目的，但是该条款实际上矫枉过正，由于省级税务部门远离基层，对基层的纳税人难以搜集到充分的信息，对于规模较小的纳税人而言，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既无必要，也给执行带来很大的困难。笔者认为，该条款本质上是出于一种“统治者性善”，特别是“权力越大、地位越高者性越善”的传统人治的立法思维模式，容易导致实践中的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又如，《征管法》第60条规定对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变更或者注销登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但是，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变更，特别是注销登记的情况在实践中大量存在，该条款对此设定的罚则颇有法不责众的缺陷，而对于纳税人未办理注销登记设定罚则在实践中更是难以操作；再如，第69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亦难以实现。众所周知，代扣代缴制度之所以必要，正是考虑到对一些纳税人而言，税务机关难以直接征收，而与税务机关直接征收相比，代扣代缴义务人更易于控制纳税人的应税财产。如果因扣缴义务人扣缴不力，就把追缴税款的义务转嫁给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在很多情况下无法追缴，或是追缴成本较高，容易形成大量欠税。因此，笔者建议将该条款恢复修改前的《征管法》中由扣缴义务人代缴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