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为庶政之母”，财政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均不言而喻。现代法治国家在财政上表现为“租税国家”，国家本身不从事私经济活动，而留由社会自由发展，其所支出的一切费用均通过公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方式取之于民众（其中主要通过税收的方式）。[1]政府从国民经济中筹措公共活动所需资金的方式主要有：①要求公民直接给付物或劳务。在当代的实践中几乎不使用这种方式，这一原则仅存在于金钱给付不能满足，尤其是兵役方面。②通过国有企业、国有土地的盈余等“财产收益”扶持国家。但这种方式在自由经济国家问题颇大。③以公课形式取得收入。所谓公课是以财政收入为主要或次要目的的强制性公法金钱给付义务。具体而言公课又包括税收和非税公课，非税公课则包括规费、受益费（由于两者均以对待给付为要件，故合称为受益负担）以及作为新兴的财政工具的特别公课三种类型。除以上三种方式之外，政府还有大量其他的收入来源，如罚款，以及从没收、捐赠获得的收入等。[2]在现代社会，由于通过课以公民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方式对宪法保障的行为自由的限制最少，在财政收入方面，市场经济国家无不选择该方式进行。

　　一、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主要种类

　　公民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主要包括税收、非税公课（包括规费、受益费、特别公课三种，在我国通常被统称为“行政事业性收费”）、行政罚的罚款、刑事罚的罚金、滞纳金等。在我国，税收、行政事业性收费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罚款虽非财政收入来源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其规范性差，乱罚款现象极为严重而备受公众诟病，故罚款事实上已成为一种常见的公民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因此亦有于此一并探讨之必要。

　　1、税收。税收是公共当局为法定强制性的金钱给付，公共当局毋须对此为对待给付，符合征税要件时即产生公法上债的关系。税收具有以下特征：（1）非营利性。税收是以满足国家的一般需要为目的，而非营利性。纳税义务人仅将其受宪法保障的财产权中收益的一部分，归国家所有，以作为其财产自由保障的对价，除此之外，不负对国家财政分担的义务。[3]（2）共同报偿性。税收的课征，不采取个别报偿的原则，而是根据共同报偿的原则予以决定。也就是说，税收与个人自国家所接受的个别特殊的公益服务或利益，并无直接对应的关系。（3）强制性。税收的课征，是运用国家政治权力，强制实行，亦即课税权属于国家主权，课税权的行使具有强制性。

　　2、非税公课。（1）规费。作为对本着申请人利益而做出的具体职务行为或其他行政服务的对待给付而交纳。其管辖部门不是财税机关，而是按照其提供对待给付事务的性质，相应的定其管辖机关。规费具体又分为对职务行为的行政规费和为使用公共设施而交付的使用规费。规费主要特征在于有给付与相对给付之对待关系存在。由于规费是用以补偿国家对人民所为行政给付的成本，故而不问人民受领该项给付，是出于其主动的请求还是被动的强制接受。[4]（2）受益费。为设置或经营公共设施，要求那些可能从中受益者提供。受益费的法律性质，系基于统治权，为满足财政需求，对建造、改良或增建营造物或公共设施，所征收的全部或一部费用的金钱给付。与规费不同的是，在于给付与对待给付间，无需有直接关联性，即受益费的征收与实际使用无关，无需义务人现实取得利益，只要有潜在的受益可能性即可。另外，亦不问该项工程，是否因受益人的请求或呼吁而进行。因此，立法者在规费或受益费之间作决择时，受益的个别受领人事实上已明确时，征收规费；如群体受益个人只有受益可能时，征收受益费。在管辖方面，同规费管辖的原则一样，其管辖部门不是财税机关，而是按照其提供对待给付事务的性质，相应的定其管辖机关。（3）特别公课。作为一种新兴的财政工具，特别公课是国家为一定政策目标的需要，对于有特定关系的国民所课征的，并限定其课征所得的用途的公法上负担。实践中，根据设立的目的不同，特别公课具体又可以分为以取得财源为目的的特别公课以及管制诱导性特别公课。特别公课与税收不同之处在于：特别公课是为了支应特别国家任务而向特定群体而不是向一般纳税义务人所征收，不实行统筹统支，不支应国家的一般财政需求，不透过预算而流入特别基金中。特别公课具有的该特点决定了规范特别公课的法律并非税法，而是根据不同的特定国家任务（例如经济事务、环保事务等）定其管辖权归属，由经济法、社会法或环保法所管辖。[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