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一是应当遵循征纳双方平等的理念。就税收征纳双方的关系而言，有的认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国家处于征税主体地位，征收机构则是国家的代表，具有按照税法规定向各个纳税主体进行征税的权利；而各个纳税主体，如无税法上特别规定的优惠条件，必须按时足额地向税务机关缴纳税金。因此，税收法律关系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生，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方向都是不平等的，国家及其征税机关总是处于支配地位，纳税主体则处在被支配和无条件服从的地位。[7] 对此，实务界则备受推崇。我们认为，该观点是不妥当的。相反，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权利义务具有平等性。其一，“征纳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之观点，其理论依据就是“税收法律关系权力关系说”，亦即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是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不对等法律关系。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在经济本质上被认为是“公共产品”的价格，税收法律关系更主要表现为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公民承担纳税义务应是以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为前提的，从而秉承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原则。在私法领域，当事人地位平等自不待言，而在公法领域，虽然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往往具有“命令与服从”之关系，但也不能得出“征纳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之结论。这不仅与“无代表无纳税”之税收原则不相吻合，而且也不符合“合作”与“服务”之现代公共行政理念。其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是现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已经为不少国家宪法明确规定，而“征纳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之观点显然与该原则相悖，忽视了纳税人的权利及征税机关的义务。其三，从源流上说，征税权力是由人民权利转化而来的，或者说是人民权利的一种衍生形态。人民权利是国家征税权力赖以产生的源泉和存在的基础，也是国家征税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界限。这表明，征税不是国家自身的事情，国家不能为自己划定权力范围，而必须由人民赋予和确认（即便是形式上的）。只有认识到国家征税权力之于其人民权利的从属性，才能合理、正确地安排征税权力。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征税权力是主权的表征之一，是人民的权力。 其四，“征纳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之观点于税收实践不仅不利于公民形成正确的权利意识，而且也不利于征税机关形成对纳税人的服务意识，长此以往还会影响到我国民主法治的进程。二是遵循权力制约的理念。为保障国家税权，《税收征收管理法》赋予了税收征收管理机构以税收强制执行等相应的权力，但其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否则就会导致滥用。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已成现代国家不争的共识。而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9条、10条、11条等虽然就征税权的行使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但过于简单、原则，尤其是对其权力行使的程序未作具体、细致的规定。如该法第31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情况下，允许“延期缴纳税款”？什么情况下，不允许“延期缴纳税款”？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既明确了监管机构的职责，强化了监管手段和措施，也对监管权力的运作进行了规范和约束。如强化了监管机构的内部监督机制，规定监管机构应当建立监督管理责任制度和内部监督制度，并对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对监管机构行使监管权力、采取监管措施规定了程序要求和监督制约措施。鉴此，《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有必要遵循权力制约的理念。所谓权力制约，是指在赋予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征税权的同时，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依法对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征税权的行使进行一定的限制与约束。能否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征税权的制约机制，事关纳税人的利益，事关和谐征纳关系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