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所谓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一般是指拥有证据调查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为定罪和量刑的根据。也即是司法人员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以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方式（如刑讯逼供、非法搜查、扣押等）所取得的证据，应认定为无效。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最大意义在于实现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从而更好地完善刑事诉讼结构中控辩平等对抗这一目标。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也是遏止刑讯逼供的最好措施。其确立意味着侦察机关必须遵循法定程序进行取证，不得凭借其强大的自然优势肆意践踏和漠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这一结果责任的风险。为了防止公安司法机关非法取证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的发生，更好地保障公民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就必须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这一道“安全门”。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首要措施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一途径要求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当被告人或法院对控诉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疑义时，控诉方必须承担证明其证据系合法采集的举证责任。如果控诉方不能提出有利证据来证明自己证据采集手段的合法性，法院就可以推定其证据为非法证据而加以排除。另一方面是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监督。2003年6月，海淀公安分局与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合作，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讯问时律师在场进行了历时7个月的试验和理论调研，成效颇为显著，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律师在场对规范民警依法办案起到一定监督作用；二是律师在场对提高民警讯问水平和办案能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三是律师在场可以消除犯罪嫌疑人的恐慌心理，杜绝发生刑讯逼供，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四是律师在场同样起到对民警文明执法的保护作用，避免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为逃避打击而诬陷民警和翻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