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案设想

　　首先，针对立法的不足，可以考虑将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修改为：“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且生效，都应视为无罪”。此种表达方式，更充分地体现了“无罪推定”的思想，这也与绝大多数国家以及有关国际性法律文件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立法表述方式相一致，如法国大革命成功后制定的《人权宣言》第九条规定“任何人在被宣告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

　　其次，笔者认为有必要引入沉默权。无罪推定是沉默权的逻辑基础和法律依据，沉默权是由无罪推定原则推导出来的，即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这一假定出发推导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并进而引申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陈述的权利，而无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也是无罪推定原则在法律上的本质。它要求在思想观念上，司法人员必须彻底消除对被追诉人“先入为主”判定其有罪的思想，不得将案件侦破的突破口首要选择放在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上。沉默权最早渊源于英国，后又在美国推行，并波及欧洲诸国，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沉默权以法律条文出现，在加强控方举证责任的同时也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有助于抑制警方的暴力、制约强大的警察权。而我国还没有引入沉默权的规定。我认为，既要引入沉默权，又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一定的限制。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如实供述义务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和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助长了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供诉的过分依赖心理，而这种依赖正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已经逐渐不再适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函的需要，应当逐步向“允许保持沉默，主动坦白从宽”的政策方向发展。其次，各国立法通则和国际公约普遍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确认无罪推定原则势在必行，当然也要引入沉默权。但在引入沉默权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并参照外国有关此类限制的做法，吸收合理内容，使之在扬弃过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样不仅能有效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还能促使办案人员提高侦查素质，使他们将办案的重点转移到查证、取证、举证上来；同时，对确属愿意坦白交待、检举揭发的犯罪嫌疑人，仍给予法定的从宽出路。两者结合，既尊重了相关国际文件的准则，也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内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