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刑事诉讼某些法条和无罪推定原则相抵触。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第九十五条规定：“侦察人员也可以要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词”；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被告人在法庭上有义务接受公诉人、审判人员的“讯问”（注意不是“发问”、“询问”）。这些规定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证明自己是否有罪的法律责任，而这种责任承担要求的前提中，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其“有罪”的认定。不仅如此，“如实供述”剥夺了被追诉人是否陈述的选择权，如实供述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出现，而且是以被追诉人义务的规定出现，无疑构成了对被追诉人的一种强制。被追诉人必须履行如实供述的法律义务，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后果现无明确规定）。

　　（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1．“自证其罪”的做法较为普遍。侦查、检察及司法机关往往先入为主，当然地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门三分罪”，把证明无罪的责任强加给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就被视为有罪。在案件的侦查和审理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权保持沉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被当成有些司法人员办理刑事案件的法宝。在“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指导下，犯罪嫌疑人不管有罪还是无罪，其作有罪供述似乎都是其应尽的义务。以佘祥林案[4]为例，他曾在一份申诉材料中陈述：“当时我已被残忍体罚毒打了十天十夜，精神麻木，早已经处于昏睡状态，且全身伤痕累累，根本无法行走站立，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尽快的休息一会儿，只要能让我休息一下，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毫不犹豫得顺应。”这种违背人的生理规律、强制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做法，犯罪嫌疑人怎么能不招呢？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任何人被假定为无罪”，既然如此的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没有义务来陈述自己有罪或者是无罪。

　　2．未能杜绝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我国长期以来坚持有罪推定的必然产物，与自证其罪密切相关。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又不自认有罪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动用刑讯逼供手段取得口供的现象司空见惯。佘祥林案中，据其多次在申诉材料中提及：“我敢说那十天十夜的痛苦滋味病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鼻子多次被打破后，他们竟将我的头残忍地按到浴缸里，我几次因气力不足喝浴缸里的水呛得差点昏死……长期蹲马步，还用穿着皮鞋的脚猛踢我的脚骨。”遇到大案要案的时候，公安机关总是对犯罪嫌疑人经过几夜的突审，拿下了口供，根据口供侦破了案件，这几乎成了一种模式。也正是这些非法收集的证据一步一步地将佘祥林推向死亡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