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姑父和大伯还有东营卫生院的明叔又来到医院，这次主要的目的一是给我爸送来姑连夜为我爸赶做的“新衣服”（这次爸必须得穿右手堵起来的衣服了……），二来也是为了感谢那位主治医生的无微不至的帮助。顺便还请来了一名当地知名律师，以便做这次事故的赔偿处理。按照那位律师的观点，我爸的这次伤残是由于打工所至，应当由业主负赔偿责任。我当然也是坚持这一观点，可是爸和二伯死活也不同意，他们说，人家出钱雇我们给他干活，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再说人家家里也很困难，我们怎能让人家再受牵连，总不能让他们因为我们这事而倾家荡产阿。

　　我听后很生气，也许这就是爸的做人原则吧……我做儿子的怎能让他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我默然了。可是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讲，他们虽然和我爸是雇佣劳动关系，或者更精确一些是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但是我爸在察看了草的状况和当时的情况后，已经申明了自己的立场就是：这草太湿，况且人手不够，不能再轧了！但是他们不同意，仍旧央求我爸继续，父亲只好听从了他们，并且自己亲自动手帮他们收拾，以便增加人手，更何况机子已经三番五次的自动停机，这就表明机子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可是他们还是要求父亲做了，但凭这一点，责任也是对方的。

　　我没有再要求什么。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对方才过来，好不情愿的送来1000块钱，。我爸死活都不让我留，说这样会坏了我们家的名声。我不管，我还是偷偷的留了下来。这也许就是如库恩博士所说的中国的“关系”的特殊之处吧。

　　在医院里的日子过的是枯燥而又悲伤的，因此我学会了一个坏毛病——抽烟。

　　我挺会给自己找理由的，那就是心里比较烦。确实，看着父亲一脸的无奈，我做儿子的却不能为他分担一丝的忧愁，何其悲哀呀。

　　父亲过年的时候在我在三劝阻下，突然撂给我这么一句话：“我这烟阿，肯定得象其他人一样，如果不声一场大病是戒不了的。”我和妈一说，妈就骂了他一顿，过年图个吉利，怎么静下说呀。我妈是个很“迷信”的人，每一件小事都愿意和什么老天爷呀、财神阿、门神阿什么的联系到一起，特别是到了年关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得小心说话，小心做事，比如说，说话得捡吉利的说；要给老天爷上“香”；要给每一件物什贴对联；大年初一的第一碗饺子要先给“灶王爷爷”供奉；在大年三十晚上还要往家托财神等等。我们全家人不懂，也就跟着她做，慢慢的我也相信了这个，虽然我是一名在高中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的无神论者，我还是宁愿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