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例，明知是盗抢的“机动车”而实施的买卖，多次购买低价值自行车数辆达到刑事犯罪立案标准如何处置？

　　二、刑法体系对非法持有、买卖诸如假币、毒品、枪支、弹药等违禁品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没有同比性，不能说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了假币、毒品、枪支、弹药等违禁品就构成犯罪，虽然都有量上的最低要求，毕竟假币、毒品、枪支、弹药不要求是犯罪所得，所以对此类违禁品以是犯罪所得或犯罪既遂所得来认定，显属不当，充分说明刑法刑罚体系在立法上的漏洞。

　　三、刑诉法程序上的分歧

　　1、是否明知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态，证明“明知”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然而犯罪嫌疑人口供却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拒不供认其对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是“明知”，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常常改变供述和陈述否认行为构成犯罪，直接后果影响司法机关定罪量刑，所以，正确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明知，成为打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首要任务。

　　2、程序实践中，办案者已形成共识，对“明知”供述不是放在没有不可的位置，当没有“明知”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一般采取推定的办法，这种推定是办案人员对案件事实的一种内心确信，有很大的主观性，不客观甚至完全错误。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司法机关查明主罪嫌疑人同本罪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查明赃物的来源，赃物流转到本罪犯罪嫌疑人是直接关系还是中间经过倒手，这种倒手是民法上的善意取得还是第一次、第二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对于第一次还要查明在取得前明知还是之后明知，这又涉及到共犯的问题了，至于倒手即非第一次取得是否构成此罪尚存在新的争议，不在此赘述。

　　综上所述，在程序上存在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能不能独立成罪的明显理由，在司法实践中很难保证单独审判此罪没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