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不久前生效的我国《反垄断法》中，虽然将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纳入了其体系之中，但却没有对行政权力域外效力的这种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作出规定，这反映了立法的不周延和立法的缺陷，同时也导致因这种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而受到损害的人缺乏制度上的救济手段，因此在立法上必须对此作出规定，这不仅是对垄断受害人利益的受损提供救济，也是反垄断法及行政法体系完整性所必需，“反行政垄断要求我们改变传统行政法对权力的控制状况，拓宽行政法调控范畴。”[7]同时我国《反垄断法》仅规定了对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造成的损害，才承担民事责任，对行政机关仅仅是规定了责令改正和个人处分的纯粹行政法上的责任，对其造成的受害人的损失无法提供救济，实际上受害人也无从从其他途径获得救济，其利益的受损明明白白地存在，却实实在在无法受到保护，这无疑是我国《反垄断法》的错位和悲哀，在责任承担上，应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责任体系。在救济的方式上，如上所述，地方行政权力域外效力的行政性限制竞争具有抽象性和具体性的双重特征，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应允许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即赋予对该限制竞争行为的可诉性，“我国应建立健全以诉讼救济制度为主导的反行政垄断司法救济机制”。[8]至于具体的诉讼救济途径，考虑到地方行政权力域外效力这种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具有造成损害的受害人的不确定性，影响的广泛性，受害人自己跨区诉讼的难度和复杂性，有必要建立可以由某个机关（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以给垄断受害人充分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