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有鉴于“亚罗不可能定律（Arrow’s Impossible Theorem）”的可能弊病，我们须再从“柏雷托最适模型”（Pareto’s Optimal Model）予以修正及补充，另一名公共选择理论学者柏雷托认为任何对公共利益有利的选案，同时也都会对少数人或特定人造成不利，就这一点而言，他同意亚罗的看法；可是，他却认为尽管我们找不到真正的最小侵害之手段，也应该试着去找。关键就在于“如何求取”？他说，就是那种对多数人利益之损害还可以忍受，而对少数人或特定人不致于产生更大损害的手段，就可以叫做“最小侵害之手段”，也就是说它是“最适模型”（最佳状态）下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若再用其它公共选择理论学者的观点来说，法律上所讲的“最小侵害之手段”，其实很有可能是“次佳选择手段”的表现，而非必然是“最佳选择手段”的展现。

　　（三）至于，所谓采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损害不得与欲达成目的之利益显失均衡的“狭义比例性原则”，其实须从“成本利益分析”暨“成本效益分析”以观。详言之：

　　1.“成本利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即对手段之投入成本（cost）与目的达成之利益（benefit），须用相同的“货币基准”予以衡量；如果，成本的“价格”已大于利益的“价格”，那这种立法手段、执法手段，即使宣称是最小侵害的手段或“柏雷托最适模型”的手段了，也就还未符合比例原则的“最后一阶”之检验，即：不能显失均衡！

　　2.“成本效益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即使吻合“成本利益分析”之检验，我们恐怕还要再做：“成本效益分析”，即对手段之投入成本（cost）与目的达成之效益（not only benefit， but effectiveness），不再仅用相同的“货币基准”予以衡量，而系再用投入成本的“价格”去衡量目的达成之效益的“价值”（如：潜在影响、外部成本等各种考虑，惟限于本短文的篇幅与写作时间，拟不予详赘）。亦即，任何立法手段、执法手段，即使宣称它是最小侵害的手段或“柏雷托最适模型”的手段了，而所谓“不能显失均衡”，还必须是成本“价格”与效益“价值”之间的适当均衡。

　　三、结语

　　上述的基本理解，其实就是笔者结合行政法学及公共行政学的心得与体会，而这也是美国行政法的特色（带有强烈的“经济economic”、“效率efficient”、“效能effective”及“公平equity”的“四E”政策思维）；爰特此撰文，揭诸于“部落格化的台湾政治法律学院”之网站，与大家分享、交换阅读心得，并把我自己的阅读及念书心得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