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大学苏永钦教授在其《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一书中说：“成功的立法者应该像一个诗人一样，先思考、预设他的读者在哪里，而后才选择读者最容易接受的表达意象方式”。民法典是我国立法工程的重大项目，立法者也应该首先确立法典的读者。那么，中国民法典的读者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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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略归纳，可以将民法典的预设读者分为三类：普通大众、法学研究者、法律职业人。民法典的读者究竟应为哪一群体呢？从民法的属性来看，相对于根本法，民法是普通法，确立人的具体民事权利；相对于特别法来说，民法是一般法，调整一般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对于公法，民法是私法，规范市民社会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相对于程序法，民法是实体法，配置作为实体内容的权利义务资源；相对于裁判法，民法主要是行为法，是人的行为规则，兼有裁判法性质。民法的这些性质，使其显著区别于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民法承认人、尊重人、关怀人、保护人，属于人法，有“权利宪章”之美誉。在这一意义上，民法典的读者似应预设为普通大众。基于此，民法典的作者应当选择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书写民法条文，表达民法规范。民法典颁布之后，人手一本，全民皆通，方可真正展现民法作为权利法、市民法的本来面貌。

　　确实有人为此呼吁。民法典必须力求大众化，语言选择应通俗化，让国人看得懂、读得通，达到普及受用的效果。唯如此才能体现民法的功能和作用，让民法为人权提供保障，使每个人知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培养起重权、维权的意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民主政治。如果民法典的读者预设为法学研究者，语言过于抽象化、学理化，民众难以理解和接受，即背离民法典的创制初衷与自身功能，不利于培育人的权利意识与民法精神。

　　法典的起草需要学者参与。学者执笔的法律建议稿或者草案，多带有浓厚的学术气息，专业术语过多，行文表达也难免过于学理化，这与学者从事法学理论研究的职业性密切相关。立法并非职业学者的职权，但一旦参与到法律草案的建议、论证与执笔工作中来，角色难以一时转变，学术的痕迹与理论的笔墨多少会影响到法律表达。如果不加以科学调整与适当控制，就很容易使法学研究者自身成为法典的读者，语言的选择自然也就难脱晦涩之臼。如此而来，不仅普通大众无法了解，法律职业人也难以准确领会。因此，民法典的读者不应预设为法学研究者。作为法学研究者，参与民法典起草工作，也应尽量防止法典读者的自我预设。鉴于此，大众化民法典的呼吁者对法典语言过于抽象化和学理化的抵抗，完全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