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说的考察
至于基本权利，或称
宪法权利对普通民事权利的“辐射效力”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换言之，
宪法有关基本权利的规定能否直接适用于民事领域，这是研究德国公法的学者争执不休的问题。二战后，德国宪法学界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终形成了以尼伯代为代表的“直接效力说”和以杜立希为代表的“间接效力说”两种不同的观点。[2]
尼伯代（Hans Carl Nipperdey）认为人类尊严构成基本法的最高目标，基本权利是最高层的规范，因此，基本权利条款应该在私人间得到直接的适用。而杜立希（Günter Dürig）则从坚持公、私法划分的角度出发，强调私法的独立性以及私法的法典独自性原则，并认为这一原则与
宪法基本权利是相对独立的存在。我国学者张千帆认为“德国宪法在私法领域的影响未不意味着实体权利的无限扩展”。[3]
当代德国学理论主流观点认为，在公法领域，
宪法“直接”并完全适用；而在私法领域，根据“联合抵制电影案”的原则，
宪法仅间接适用，但它具备某些受到削弱的效力。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的昆特更是鲜明地指出：“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公法诉讼中，
宪法权利能直接超越所适用的公法规则。相反，在个人之间的私法争议中，
宪法权利则被称为‘影响’民法规则，而非在实际上推翻之。
宪法的某些思想内涵‘注入’（injection）或‘辐射’（radiation）民法，并影响着现存民法规则之解释。在这些案例中，私法规则应根据适用的宪法规范加以解释并运用，但私法规则最终仍然获得运用。”
蔡定剑教授也认为
宪法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间接发挥效力，它主要出现在下面两个领域：一是产生纠纷的民事权利同时又是
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公民之间这两种民事权利冲突先在普通法院诉讼后再上升到
宪法层面的诉讼。
宪法诉讼就需要法院对公民之间受到侵犯的个体
宪法权利与实施侵权行为一方的
宪法权利进行权衡，决定优先保护哪一种
宪法权利 。二是公民的
宪法权利主要是人格权受到其他公民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的
宪法权利可以构成一种“
宪法原因之诉的诉因，提起
宪法诉讼，请求保护其
宪法权利”。[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