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理由”（raisond’etat）学说的先知，马基雅维里让身后沦陷在“战国时代”的欧洲心醉神迷。马基雅维里激发了博丹的主权理论，并培养了法兰西帝国宰相、威斯特法利亚国际体系的发明者、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Richelieu）关于欧洲秩序的现实主义视野。

　　“万民法”（jusgentium）的杰出阐释者和辩护者格劳修斯终生对马基雅维里保持彻底的沉默。在他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后者的名字。格劳修斯的大部分政治外交生涯就是在位高权重的红衣主教的阴影下度过的。格劳修斯与黎塞留这两位分属于思想与实践领域的欧洲天才似乎不共戴天，至死都没有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对话。这表明，“国家理由”与“万民法”本来就是彼此敌对的。

　　“国家理由”学说为现代国家的产生和生长奠定了基础，并在博丹（以及后来的霍布斯）的“主权者”学说中达到了理论高峰：“主权者”拥有神一样的权威，无所不及。但是，格劳修斯却发现了一种“不识主权者”的东西，那就是本性自由的“海洋”。格劳修斯的问题是：当傲慢的“主权者”遇到“自由的海洋”时，究竟该怎么办？这就是格劳修斯的法学名篇《自由海洋论》的核心论题。

　　格劳修斯发现，在那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神秘地带上，海洋是其最重要的一部分：广袤的海洋既分隔了万民，使万民为敌成为必然，但同时也联结了万民，使万民为友成为可能。格劳修斯看到，海洋相对于陆地的这个近乎悖反的特性，来源于海洋自身的自由性格。当海洋的自由受到尊重时，它可以向万民展示其雍容与宁静，而万民可以平安往来、互为朋友；相反，当海洋的自由受到冒犯的时候，它就像《安提格涅》中的合唱队所唱的，“隐藏在海底的黑暗将涌上海面”，而万民将被“一切人针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所吞噬。格劳修斯面对的难题，正是后者。

　　不幸的是，新大陆的发现引发了关于海洋控制权乃至所有权（domin-iummaris）的战争，争执一方是西班牙与葡萄牙坚固的陆地性的强大联盟，另一方则是法兰西、荷兰、英格兰等不稳定的联盟。前者抢先霸占海洋，声称海洋可以象陆地一样被占有，后者不甘落后，坚持海洋的自由与开放。这场战争具有极端鲜明的象征与隐喻意义，它被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从“政治宇宙论”的角度理解为一场发生在陆地与海洋或者说是土与水之间的“元素大战”。从世俗政治角度来看，这场战争的焦点则是海洋的政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