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实体法领域，不宜通过公法进行过多干涉。近年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取得的丰硕成果，仰仗市民社会的勃兴和自由秩序的生成。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的法治进路不同，决定了中国必须慎用公权力干预经济生活，尽量通过整体上属于私法性规范的法源调整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
例如对于劳工权益的维护，目前中国已经通过《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等法律予以调整。尤其是《
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力度之大，在国际上也是较为领先的。但是，《
劳动合同法》由于其本身性质的局限，对于具体行业、企业的微观关照不足，只能够保障劳动者生存、安全等基本层次的需要，对劳工参与和发展权利的保障乏善可陈。欲实现对劳工权益的全面、充分保障，还需完善《
公司法》，要求企业建立法治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吸收职工及其代表参与公司民主管理，并对公司的重大决策拥有一定的影响力。[17]如此，方能从更高层次上、更加全面地保障劳工权益，实现劳动力和资本的平等博弈，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注：本文发表于《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0-14页，曾入选2008年全国经济学、法学博士生学术论坛（中国社科院）和2008年全国国际法博士生学术论坛（武汉大学）。获得吉林大学研究生第23届“精英杯”学术成果大奖赛三等奖。感谢武汉大学法学院黄志雄副教授的批评和建议！
【作者简介】
陈朝晖（
1977.8—），男，辽宁省大连市人，渤海大学商学院讲师，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新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民政协锦州市古塔区委员会（法治组）委员，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城市经济与政策”高级培训班第五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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