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制定的行使自治权的综合性规范性文件；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根据本民族某一方面特点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根据
宪法规定，其制定的条件是“根据本民族特点”。根据
立法法的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分为两类：
1.有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而根据本民族特点制定的与法律、行政法规内容不一致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18]。判断这类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基准是
宪法，需要提供的是
宪法救济。
2.有
宪法规定并有相关法律中对民族自治地方作出专门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根据
立法法的规定，如果法律中专门对民族自治地方作出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得作出变通的规定[19]，判断这类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基准是法律，需要提供的是法律救济。
（五）经济特区法规
经济特区法规是指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而制定的在本经济特区范围内适用的法规[20]。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的规定。因此，判断这类法规的基准是
宪法，需要提供的是
宪法救济。
（六）规章及规章以下的文件
规章及规章以下的文件包括由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和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21]。根据
宪法的规定，这些国家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创制规范的权力，因而它们制定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并不属于立法范畴，它们只能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实施性、执行性的规范性文件。判断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基准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需要提供的是法律救济[22]。
（七）军事法规
军事法规是指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宪法没有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权，只规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性质和地位[23]。因而，中央军事委员会所制定的军事法规的依据是法律，需要提供的是法律救济。
（八）各级党组织的文件
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规定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参政议政的地位[24]；同时，
宪法规定了所有的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25]。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民主党派党章都规定，必须在
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领导党，在一定意义上也实际行使着公权力，各级党组织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也就有可能违反
宪法，也有可能违反法律。如果是直接依据
宪法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判断的基准是
宪法，需要提供的是
宪法救济。
（九）社会组织的文件
社会组织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人民团体、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它们没有权力创制规范，但它们所制定的文件可能没有上位法的规定，而必须直接依据
宪法进行判断，需要提供的是宪法救济[26]。
立法法第
九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从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角度规定了以下主体有权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1）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人大常委会；（2）其他，包括上述以外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根据
立法法的规定，之所以分为两类主体，主要原因是不同的主体在启动效力上存在着差异：前者提出的是“审查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必须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后者提出的是“审查建议”，全国人大工作机构自己先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27]。
上述两类主体为什么在启动效力上存在差异？
立法法为什么要赋予上述主体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资格？客观地说，
立法法的规定是缺陷明确的理念指导的。在世界各国的违宪审查体制中，赋予启动违宪审查程序主体资格，无非是基于两种理念：一是权利救济；二是保障
宪法秩序。
在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下，基于权利救济的理念，赋予
宪法权利的受害人以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任何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只要认为自己的
宪法权利受到了侵害，产生了具体的纠纷，并形成了具体的案件，进入了诉讼程序，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都有权向审理案件的法院提出适用于该案件、作为该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违反宪法的异议[28]。在案件的当事人（原告、被告、第三人）提出异议后，任何一个审理案件的法院都必须就存在是否与
宪法相抵触争议的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在判决理由部分给当事人以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