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刑法学界对于这样的一种适用条件宽松的观点异议较少，多是认为其并不属于真正的推定，相反，似乎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仅仅是从证据当中进行的推理。{17}毕竟因为不具有强制遵守性，也没有转移起诉方提出证据的义务{18}，陪审团能够从中获得的实际信息实在不甚了了。
2．结论性的强制性推定与可辩驳的强制性推定
如上所述，我们在美国刑法语境当中谈及的推定实际上主要围绕强制性推定展开，而其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如下两类：
（1）结论性的强制性推定
结论性的推定所体现的主要理念是一旦检方推定某种事实的成立，其就不再成为案件审理过程当中被考虑的一个要素，换句话说，各方当事人无需对于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争论。结论性的强制性推定禁止陪审团寻找于要素相关的证据。如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斯卡里（Scalia）曾经指出的那样，将推定描述为可辩驳的表达的给理性陪审团成员的观点是其不是仅仅可以，而是必须判断是否这样的推定是可以辩驳的。{6}
（2）可辩驳的强制性推定
而可辩驳的推定并不将被推定的事实从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移出来，而是认定某个特定事实是可以推定的，如果其是不可辩驳的话，也就是说，虽然推定是必须的，但推定之后其并不是作为结论存在，而是可以对其成立与否展开争论。从实然的层面，反驳或涉及提出反驳被推定的事实的证据，或说服事实发现者不应适用这样的推定的{9}。例如，除非诉讼当事人A提出证据反驳x的存在，否则事实x必须从事实F当中推定出来，而这样的一种提法就可以被认定为是强制性的可反驳的假定。
（三）推定的合宪性考辩
应该说，在普通法的语境当中，很长时间以来围绕法官就犯意问题对于陪审团作出的强制性推定的指导意见是否合宪并没有产生太多的争论。但是作为美国刑法当中的重要概念，推定始终无法回避宪法性挑战这一话题。二十世纪所开启的是一个对于适当程序合宪性加强需要的时代，其中较为明显的就是最高法院将刑事审判当中的证明程序置于仔细检查（strict scrunity）[14]之下，美国刑法中和适当程序相关的宪法性规定要求检方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指控犯罪的要素的成立。而这些要素当中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包括犯意这个根本要素。从这个意义而言，对于犯意要素证明中推定适用的合宪性就成为美国各级法院所不得面对的问题。而美国刑法当中针对犯意推定的适用在宪法上就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具体来说，在刑事审判当中适用推定的合宪性在Sandstrom v．Montana案[15]达到了顶峰。[16]Sandstrom案之前，似乎对于推定并没有系统的区分，即没有发现所谓的结论性一可辩驳一被允许的区分。而在此案之后，因为推定的宪法性倍受置疑，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了对于推定的进一步细分，并且产生了建立在这样分类基础上的宪法性讨论。[17]1977年蒙大拿州最高法院判决大卫·斯坦德姆（Dayid sandstrom）故意杀人[18]。根据蒙大那州法，故意杀人要求被告意图或者明知（purposely or knowingly）地导致其他人的死亡。尽管斯坦德姆供认杀人，但其坚持自身患有的某种失调使其无法形成杀人的意图或者明知。具体来说，在本案当中，上诉人斯坦德姆置疑的根据是原审法官对于审理本案的陪审团所作出在指导意见违宪地减轻了检方证明自己故意杀人的义务，并且剥夺了陪审团判决犯罪的意图要素的权利。美国宪法适当程序条款认为，除非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指控犯罪的每个事实要素的成立，否则被告应免于被判决。而结论性的强制性推定将有效消除该要素作为犯罪的组成要素，通过推定这样一种事先判断，陪审团会达成其自身的意志性的结论，反过来，这势必危及法律赋予被告推定无辜的宪法性权利，并且侵犯法律赋予陪审团在刑事案件当中认定事实的专属权力。{6}结果，法院一致判定强制性推定违反了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