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更符合我国的法律现状。

　　（三）对被害人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赔偿只是原则性的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资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讲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有要求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其物资损失给予赔偿的权利，但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却没有规定。200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中又明确指出：“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也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损害的，有权要求停止损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里的损失不仅指财产损失也包括非财产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0条和《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0条还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的确定还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可见，被害人因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尚可以请求法院支持其精神损害赔偿，但对于犯罪造成的更为严重的精神损害，法院却不予支持。这有违精神损害赔偿的初衷，也有损国家法律的整体形象和统一性。鉴于此，我国应允许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这不仅有利于调解社会矛盾，使被害人获得一定的物资赔偿，获得客观公正的心理慰藉，缓和或解除其心理上的痛苦，以减少或避免被害人的报复或过激行为的发生；而且还可以使被告人在受到刑罚处罚的同时，也承担一定的物资损失，有利于其吸取教训、防止再犯，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

　　（四）健全国家补偿制度

　　考虑我国的本土状况，应立足国情量力而行，给予每一个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显然无法实现。笔者认为，应当确立以下原则：公平正义原则、损害和补偿均衡原则、赔偿为主补偿为辅原则。首先是资金的建立，专项国家赔偿基金的筹集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可以考虑通过国家税收、财政拨款、社会捐助、罚没收入、罪犯收缴的罚金等多种渠道建立，主要来源渠道可能来自于罪犯收缴的罚金和国家税收。补偿对象应着重以受重伤的直接被害人和与死亡的被害人有抚养、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为限。但考虑到被害补偿具有给予犯罪被害人社会救济，降低被害后果之目的，还应对承受严重经济损失或被害后果并不太严重，但以其生活水平很难恢复正常的被害人给予适当补偿。补偿条件可以限定为犯罪侵害为暴力犯罪案件，被害人无明显过错、身体或精神受到重大伤害，被害人无法获得足额赔偿，被害人同司法机关合作等。可以在人民法院内部建立专门的被害人补偿委员会，设立专门的国家补偿基金，专款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