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两相比较：政府推进模式的逻辑理路与自然演进模式之论证过程！

　　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两者对对法的界定上！政府推进模式将法的外延界定为制定法，除此以外没有法；而自然演进模式则主张法不仅仅包括制定法，还包括习惯与惯例。前者主要是要求立法者发挥理性主义精神，将所有需要法律治理的事项都规定于法典之中，而法官则只能承担“法律严格之复印”功能，不能有自由裁量的权力[13]，概念法学、分析法学者属之，以边沁首倡。而后者从社会生活出发，发现有很多事项无法纳入到法律规范之中，却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发挥着为未来筹划生活的预期功能。进一步说，则是虽然这些规范没有被法典包括，却在影响着所有人的行为与利益，而且最为主要的是在法官那里发挥作用。这本身或许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从历史上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

　　在政府推进模式中，对法外延之界定已经异化，不再是最初的法律“面目”，而自然演进模式才是法律的本来“面目”。在前现代，各个社会都处于乡土社会的景象。依据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在这个社会中，居民依据欲望而生活：千百年来，所有乡土社会需要的规则经过时间地磨练而与乡民融合在一起，他们的行为就是法律，就是规则，无需制定，一个小孩从小就会被长者在日常生活中牵引，“学而时习之”，最终达致不教而能的境界[14]。也就是说，这时的法律就是习惯或惯例，不可能制定（“文字没有下乡”），也不需要制定；而后来“文字终于下乡”（即文字发明了或者使用普遍了）了，也更多是对既有习惯的承认与确认。比如说十二铜表法，就仅仅是对过去几百年的社会习惯和习惯法的总结[15]；又比如说日耳曼法的成文法几乎都是对习惯或传统地确认[16]。也就是说，在这时，虽然已经有了现在我们所谓的成文法或制定法，实际上还是习惯或惯例——这才是法律的原初面貌！

　　在近现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职业的分工，专职的立法机关出现。他们在制定法律时，承担的职责就不仅仅限于对既有习惯或惯例之确认，还有另外的一个行为，即理性地设计公民未来之生活，如果我们依据费孝通先生的说法那就是依据“需要”而生活[17]。根据需要而设计，不可避免将自己的价值与主观愿望带进了法律。因此，法律对未来生活有了前瞻的特点。也就是说，法律与习惯或惯例不再等同：当社会生活变迁迅速时，习惯转化为法律的速率比以前大得多，而且法律中对未来生活有展望的条文更多表现得没有前瞻性了；如果这种转化达到足够快，即社会变迁足够快，我们会发现，习惯好像没有了，只有政府对生活的设计。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因为在现代，习惯只是在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刺激下迅速地转变为法律了。

　　如果对于一个依据循序渐进的方式现代化的社会来说，比如西欧与美国，一切的发生自然而然：第一次，随着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商业经济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出现，第一次科技革命降临，人类社会的第一次社会大变迁出现，但是其建立在中世纪的蜕变之中；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时，这些变迁建立在了第一次的成就之上；在二战以后的最全人类影响最深的科技革命是建立在第二次之上！建立在这些之上的制定法与习惯法的确有了差别，但是如果我们从生活中仔细辨别，也会发现其差别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其实，它们差别很小，以至于他们很少谈到政府推进法治与自然演进法治模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