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秩序主要以市场经济为支撑的法治秩序，首先在西方兴起，是从中世纪内部演化之自然结果。虽然它们制定成文法，也主要是对既有习惯或惯例的确认，也就是说在西方社会，法治的政府推进模式与自然演进模式具有很高程度的重合性，如果不放在放大镜下，其差异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来却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模式。

　　而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国家，却突然要建立现代法治秩序，国家制定之成文法与生活中的习惯、惯例“对面相逢不相识”，形同陌路。两者在对中国社会起着预期功能上，根据前面的叙述，生活中的习惯、惯例更有效；但是中国法治之路却奉行政府推进模式，必然存在很多缺陷与不足。因此，我们应该寻求法治的本土资源之路！而本土资源不仅仅表现在历史典籍上，还表现在活生生的生活中。

　　其二，地方性知识与有限理性。前面主要从法律定义的角度，根据其在发挥确定社会预期的能力大小论证法治的本土资源之路。而这里的地方性知识与有限理性都在表达西方法治非普适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中国的法治首先应该建立在中国人的知识上（p20），或者至少将两者放在同等的平台上（p22）！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对苏力在该文中的观点有了一个相当清晰的把握，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其暗含的前提。如果我们忽略它，就必然会误读苏力的真正意图；而且在我看来，由于这一篇在这本书，甚至在苏力的整体理论上奠基地位，更会误解其其他的论文（比如说在该书的《法律多元与法律规避》、《再论法律多元》等）、著作（比如说《道路通向城市》）。

　　现在，笔者就把《变》一文的暗含前提或者边缘内容揭示出来：虽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苏力一定会同意，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本土资源之路，而且其是建立在批评法治的政府推进模式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该文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完全否定法治的政府推进模式的言论或观点。换句话来说，即，在苏力眼里，政府推进模式与法治的本土资源模式不是完全排斥的，只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分析政府推进模式的缺点与不足；而法治的本土资源就是建立在政府推进模式之上的，没有凭空而起——这一点至少对1978年后的中国适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述内容看出：其一，“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实际（着重号，笔者加）”（p6）；其二，“我们切不可在赞美民主的同时又鄙视、轻视中国民众以他们的实践体现出来的创造力，不可在高歌平等的同时又把中国人（包括古人）的实践智慧和理性视为糟粕（p22）”。在我看来，后面这句话就反映了苏力只是希望中国的本土资源与政府推进的法（主要是移植西方的法）放在同等的平台上；正因为不平等，甚至是严重地不平等，才需要反思，才需要提倡法治的本土资源！

　　二、探求政府推进模式与本土资源模式的推理过程

　　或许正是由于我们在阅读该文时并没有注意其潜在前提，就对苏力的理论、观点产生了一些误解。这一观点也因而呼之为比如说保守主义、法治本土化等标签[⑧]。但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难道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误读。如果真相就如是简单，一个人误读可以，不可能很多人都误读。一定有更重要的原因在起作用。在我看来，就是苏力本土资源模式的论证方式具有很大的逻辑力，即在指出政府推进模式的严重缺陷方面，后者的确“打蛇七寸”了；而另一方面，前后却无法对后者做出非常有力的反驳，结束了其一统天下的神话！在这一部分，笔者打算就这一问题做出简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