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

　　（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

　　第八条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

　　银行是“金融机构”的一种，这是普通大众都知晓的常识，自不必多言。其放置于自动取款机（ATM）中的款项应当视为其“经营资金”，这一点也应没有疑问。如果认定许霆的通过ATM恶意取款行为是盗窃行为，那么其成立盗窃金融机构的结论是可以得出的。根据上述规定，盗窃数额达到三万就构成“数额特别巨大”，而许霆盗窃的数额为十七万余元，显然已经超过了三万元的标准，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之列。虽然该司法解释是1997年作出的，距今已经十余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做出该司法解释时已经相去甚远，但该司法解释是现行有效的，在没有新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遵照执行。根据上述规定以及案件事实，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作出第一份判决中，对许霆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处罚是合法的。至于大众和舆论会普遍认为判决过重，依笔者愚见，应当归咎于立法本身而并非司法程序。我国是制定法国家，在法律有明文的规定的情况下，法官所能做的就是以案件查明的事实为基础，根据法律规定作出裁判，而不能超越法律。结合本案来看，案件事实清楚，根据现行法律，法官的选择只可能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此，法院第一份判决的合法性没有问题，只是由于立法的原因才使得这份判决看起来似乎“合法但不合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