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上台后采纳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提出大幅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改革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的《经济复兴计划》（1981）与《国内收入法典》1986年修正案，体现了里根政府“减税、减支、限制政府职能”的经济政策。《平衡预算法与紧急赤字控制法》（又称《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反赤字法》）规定：到1991年，联邦预算必须实现平衡，否则，总统有权强行削减政府开支，从而限制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12}90年代后，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克林顿政府的“降低利率、刺激经济”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全美证券市场促进法》，旨在遏制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回升。{13}布什政府针对经济发展形势，推动和实施以减税为核心的经济政策：财富不是由政府创造的，经济发展需要小规模政府和更宽松的环境。《经济增长与减税一致法案》是一个十年减税计划，重点针对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旨在“降低所有纳税人的负担，使低收入的纳税人受益最大”，通过增进税收公平、降低税收负担，刺激经济繁荣。{14}《创造就业与工人援助法》是“911事件”后改进经济激励的新法案，既强调通过减轻公司税负，来刺激投资、稳定经营、增加就业，又主张通过延长领取事业救济金期限，进一步减轻个人税负。“减税”侧重于税制和税负的长期调整，通过改革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强调增进税制公平、鼓励消费和投资，刺激长期增长；“促进就业”通过临时的所得税税收优惠，鼓励投资、增加就业，侧重短期刺激。{15}“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支持经济发展的因素已受到多种来源的越来越多的影响。今天的经济发展理论集中于地理禀赋、政策和法律。基于地理的理论在早期的发展中较有解释力，但是对更发达的发展阶段的解释作用不大。基于政策的理论始于二战，在市场经济和华盛顿共识中达到顶峰。直到90年代后期亚洲出现金融危机，政府的注意力逐渐转到经济发展中制度的作用上，研究表明，制度是一个主要的潜在因素。”{16}
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于2008年9月提出稳定金融市场、增加市场流动性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政府出资7000亿美元购买金融机构持有的不良资产贷款的相关资产，同时要求给予财政部充分授权和操作灵活性。其主要目的是全面切断金融危机的传导根源、稳定金融市场、增强投资者信心、提高信贷市场的流动性和促进经济增长；出发点是恢复市场信心，以恢复市场的正常运作和金融机构的正常融资能力，促使居民和企业获得正常的信贷资金；救助原则是在最大化纳税人的利益（由财政部代表，体现在远期）与市场信心的恢复（由攻击和受攻击的金融机构为代表，体现在当期）之间取得艰难平衡。这是一项金融创新，通过运用“远期模拟市场交易”模型将政府救助成本递延到远期，从根源上解决市场的信心问题，也最大程度降低政府的远期救助成本，其本意是通过救助金融机构，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其有效性依赖于：合理的救助范围、合理的资产分类和定价技术、适当的交易工具、充分灵活的授权机制和足够的救助规模。{17}国会参众两院经过激烈的利益博弈，就此，最后达成了一项旨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妥协性的法案——《紧急经济稳定法》。
《紧急经济稳定法》是一项典型的美国式的宏观调控法案，反映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无论是其制定过程，还是具体内容，清晰呈现兼具实体与程序规则于一体的宏观调控法的自足性。该法突出了救助政策的根本目的，同时照顾了金融机构与相关主体的利益，强调最大限度地保护纳税人的权益、适当拓展救助的范围、国会授权证监会暂停金融资产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加强对救助资金的监督并提高透明度、加强对受救助公司的监管及限制高管收入、救助总规模提高到8500亿美元，并分批逐步投放。该法有利于控制市场的恐慌情绪、恢复市场的信心，促使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对市场的短期稳定将会起到明显的作用，但是，该法并不能解决美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问题；其核心是“范围、定价、授权”，但仍属细化的原则性的框架文件，具体的操作细节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对政府来说，根本上是对纳税人而言，有两方面的潜在收益：资产价格回升的收益和避免或减缓宏观经济衰退的收益。{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