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推行非监禁刑。2002年丹麦刑法典主要从以下方面来推行非监禁刑：（1）大量适用罚金刑。事实上，大量适用罚金刑乃是欧洲国家较早用来替代监禁刑的做法之一。丹麦刑法典规定，罚金既是一种主刑，但也可以作为附加刑和其他主刑同时适用（第50条第2款）。丹麦刑法典刑法分则的很多法条中设置了罚金刑作为选择性刑种。且其立法语序表述体现了对于相对较轻犯罪[21]优先考虑适用罚金刑和尽量避免适用监禁刑的刑事政策导向。例如，刑法典第162条规定：“向公共当局做出不真实陈述，或者针对公共当局提出之行为人有义务提供证词之有关信息做不真实陈述的，应当处以罚金，或者处以不超过四个月之监禁。”从此类条文的表述顺序来看——“应当处以罚金，或者处以不超过四个月之监禁”显然是要求法官在量刑时优先考虑适用罚金。（2）确立了包括缓期宣告和缓期执行的缓刑[22]制度。所谓“缓期宣告”，是指当法院认为没有必要执行一项刑罚时，对行为人之判决应当述明暂缓确定刑罚，缓刑期内没有发生法定事由的，免除其刑罚（第56条第1款）。所谓“缓期执行”，是指法院在刑事审判中确定被定罪人应受之刑罚，并判令刑之执行暂缓，缓刑期内没有发生法定事由的，免除其刑罚（第56条第2款）。丹麦刑法典规定的缓刑制度适用面较宽，并不限于那些特别轻微的犯罪。即便是较为严重的犯罪，其犯罪事实虽然显示有必要对其适用监禁刑，但只要行为人的个人信息（包括人格及其他相关情况）表明对其足以适用缓刑的，“法院可以判令犯罪人应得之不超过6个月监禁刑之一部分直接执行，而剩余刑期予以缓期执行。”（第58条）（3）引入了社会服务刑。丹麦在1982年引入社会服务刑，用以替代短期监禁刑。经过10年的试行之后，在1992年对刑法典补充增加了专门规定——“社会服务”的第8章。[23]事实上，丹麦刑法典规定的社会服务是一种缓刑的特殊形式。刑法典第62条规定：“根据本法第56条和第57条规定之规则，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尚不适当，且法院认为被定罪人适合从事社会服务的，法院可以对被定罪人判处以从事社会服务为条件之缓刑。”作为一种特殊缓期执行的条件，社会服务时间一般应当为30小时至240小时无偿劳动。丹麦刑法学家认为，社会服务被证明是成功的，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适用400余起社会服务刑，它有效地减少了短期监禁刑的适用，并将再犯率降低了25％！[24]
2．行刑社会化。行刑社会化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概念。其基本精神乃是改变传统的监狱封闭行刑观念，将被定罪人置于适当社会环境中，以求最有效地使犯罪人再社会化。丹麦刑事执行法规定，监狱分为封闭式监狱与开放式监狱。其第22条第1款明确规定：“监禁刑之执行，一般在开放监狱进行。”只有5年或者5年以上之监禁刑才在封闭监狱行刑，而且，“如果根据对被定罪人行止之了解，认为将其置于开放监狱执行并无不当的，则5年或者5年以上之监禁刑也应当在开放监狱执行。”（刑事执行法第22条2款）此外，那些被判令在封闭监狱行刑的犯人，也有机会被转移至开放监狱行刑。根据丹麦刑事执行法第24条第1款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在封闭监狱服刑之人应当被转换至开放监狱服刑：（1）本法第22条第3款至第6款和第25条第2款至第4款规定之条件不再存在的；……”[25]由于丹麦刑罚轻缓，很多犯罪人都可能被处不超过5年的监禁刑，因此，相当多的犯人在开放监狱服刑。而这种宽松的教育改造环境无疑为高效率地矫正犯罪人提供了社会化的保障。
六、丹麦刑事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应当肯定，作为世界上国民福利待遇最好的国家之一，丹麦刑事立法反应了21世纪以人权保护为核心的欧陆法制锐意改革的新理念，无论是其一以贯之的刑事政策思想抑或立法技术，均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借鉴。如果说丹麦的刑事立法对我国有何启示，笔者认为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维护法律至上
法律至上乃是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斗争中提出的口号。其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依法治国——国家的治理以及行为准则一切以法律为准绳，不允许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法律至上实在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国家治理原则。怎样确保法律至上？无疑需要有法律保障，尤其是刑事法律制度的保障。为了真正做到法律至上，维护法律尊严，丹麦刑法典不仅在分则专章设立“侵犯宪法和国家最高权威之犯罪”（第13章），以确保宪法和宪政（立法、司法、行政独立）的绝对不可侵犯性，还在第294条规定：“非法将法律揉捏在手中的，处以罚金。”此种立法例将对法律的崇敬和法律不可亵渎的价值取向推向了极致！就是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刑法典中，虽然有禁止侮辱、损毁、践踏国旗、国徽等代表国家之标志的犯罪，但将非法揉捏法律文本的行为犯罪化的亦属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