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湾辩诉交易之范围
台湾地区的辩诉交易程序并不存在对于“犯罪事实”的协商，亦即对于“罪的成立与否”并无协商空间，这与美国的辩诉交易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犯罪构成要件是否该当并无人为操作空间，简言之，在“认定事实”方面，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并无协商机制；至于如何适用法律及正确科刑方面，依新增订之辩诉交易程序，除“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者”外，其余皆得进行协商[3]。
台湾地区着重刑度及罪名上之排除，以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为例，依检察官起诉之罪名若属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这类案件多为重罪案件，且属强制辩护案件，故而，即使被告愿意认罪，但为期慎重，仍须依法定程序加以审理后论罪科刑，此类案件排除在辩诉交易之外，其目的亦为保障被告诉讼法上之权益，对于此类案件有详细调查之必要，不适用辩诉交易制度。
然而对于犯罪事实的存在，是属于过去的历史事件，刑事诉讼之目的，除了保障人权外，最重要就是发现过去、发现真实，使历史事件得以还原者，还原的方法必须透过证据的搜集及评价，所以，犯罪事实本质上就不属于得以协商的范围。
（三）台湾辩诉交易程序之发动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得适用辩诉交易之案件，以被告人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为限，且非高等法院管辖之第一审案件，而法院为协商判决所科之刑，系宣告缓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为限。不论案件原系适用通常、简式审判或简易程序，凡经检察官提起公诉或声请简易判决处刑者，于第一审言词辩论终结前或简易判决处刑前，检察官得于征询被害人之意见后，径行或依被告人或其代理人、辩护人之请求，向法院声请同意于审判外进行协商程序。至于检察官声请同意之方式，以书面或言词为之，均无不可；惟若以言词声请者，应限于开庭时，例如：移审羁押讯问、勘验、准备程序或审判期日始得为之，法院书记官应将声请意旨记明笔录。法院当庭为同意与否之谕知者，应并予记载；若以书面声请，不论同意与否，法院均应当庭谕知或函知检察官[4]。
按台湾地区辩诉交易程序发动者，为检察官专有，且非法院与被告间应对为之。倘法院对于被告虽然业已自白犯罪，但检察官并未声请为协商之判决，即非依协商程序而为判决。依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5年台上字第2679号判决，认罪协商制度，乃被告就其所犯之罪与检察官协商，协商合意后，检察官将协商内容呈报法院，声请法院依协商程序而为判决，由法院依据协商内容，作出缓刑、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之科刑判决；“刑事诉讼法”第四百五十五条之二第一项规定：“除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者外，案件经检察官提起公诉或声请简易判决处刑，于第一审言词辩论终结前或简易判决处刑前，检察官得于征询被害人之意见后，径行或依被告或其代理人、辩护人之请求，经法院同意，就下列事项，于审判外进行协商，经当事人双方合意且被告认罪者，由检察官声请法院改依协商程序而为判决。”足见认罪协商，并非由被告与法院对应为之。本件依卷内资料，检察官并未向第一审法院声请依协商程序而为判决，上诉人于第一审审理时，虽供称：“对于检察官所起诉之犯罪事实我全部承认；对于检察官所陈述之起诉事实认罪，仅系自白犯罪，非属认罪协商，且依第一审笔录之记载，法院亦未告知将宣告其有期徒刑二年至二年六月，有第一审卷宗可稽，第一审践行之诉讼程序及判决，并无违误，原判决予以维持并驳回上诉人在第二审之上诉，亦无违法。”由此可知，辩诉交易程序制度，乃被告人就其所犯之罪与检察官协商，协商合意后，检察官将协商内容呈报法院，声请法院依协商程序而为判决，故其发动权在检察官而非法院，法院亦不得未经检察官之声请径依协商而为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