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辩诉交易制度的生成及争论
张汉荣
【摘要】 台湾地区的辩诉交易制度系引进美国之认罪协商制度，包括辩诉交易之范围、发动、进行、救济等内容，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一定之实效。惟台湾地区与西方国家民情暨法院审理制度不同，故在诸如是否违反公平正义、是否将造成被告不当获利、是否有可能产生法官、检察官与被告人勾结的弊端等方面存在诸多争议。如何健全辩诉交易制度，解决前述之疑义，尚有赖立法者之智慧。
【关键词】辩诉交易；认罪协商；被告人认罪；上诉
【全文】
台湾地区于2004年3月23日三读通过增订“刑事诉讼法”第七编之一协商（即辩诉交易，以下统称为辩诉交易）程序，包括第455条之2至第455条之11等条文，并于同年4月9日生效，也正式开启台湾辩诉交易之新页。然而，台湾地区之辩诉交易制度，系引进美国之认罪协商，惟台湾地区与西方国家民情暨法院审理制度不同，例如陪审团制及辩诉交易范围等，其不仅涉及刑事诉讼法之目的论核心——程序权保障以及发现真实，其正当性之有无更系实务运作是否能据以执行之评藉，于此背景下，致使此程序之正当性于立法过程中甚至是立法后，均备受台湾地区学界与实务界之关注与质疑。
一、台湾辩诉交易制度之基本情况
（一）台湾辩诉交易的蕴涵
所谓辩诉交易，是指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法院作出较轻的量刑。一般来说辩诉交易有三种形式：一为被告人同意进行有罪答辩，以换取一个较轻的指控；第二种形式为控辩双方基于被告人恰当量刑的请求达成一致；第三种形式为被告人就某一项指控作出恰当的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放弃或终止其它指控的承诺[1]。依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系指第一种情形，即规定在通常程序或简易程序中，检察官与被告人就科刑等事项达成协商合意，由检察官向法院声请改依辩诉交易程序判决，法院在讯问被告人及向被告人为权利告知[2]后，如认定符合辩诉交易程序之要件，即得不经言词辩论程序，于当事人辩诉交易范围内而为判决，对于此一判决结果，当事人（被告人及检察官）均不得再提出上诉。所以，辩诉交易，顾名思义即辩方与控方就被告人所涉及之犯罪事实，以协商刑度或者罪名之方式，达成共识后，法院根据此共识做成判决，此法如同商场交易，故名为辩诉交易。
台湾地区在辩诉交易增订之前，法院在审判时可以依台湾地区“刑法”第57条在量刑时应注意的事项，但被告人与检察官皆无参与机会，实践上法官有时会公布心证及可能的量刑范围，并以之询问被告人、被害人及检察官等之意见，同时记明笔录以作为日后任何一造不服判决上诉时之参考，纵使没有辩诉交易的明文规定，实质的辩诉交易机制早已存在，只是这样实质的辩诉交易机制没有法律的拘束力，而且是由法官基于个案的特点任意性发动，而且被告人对于是否能确实取得法官“轻刑”的判决，不具信心。此后台湾地区“司法院”在检视审判实务过程中，发现经由实质辩诉交易的个案判决，上诉率不高且多数判决能获得上级法院维持，为期疏减讼源以减轻法官沉重的工作负担，遂于2000年即向“立法院”提出辩诉交易条文的增订，然因刑罚权能否由当事人处分等理论争点未能解决而未通过；其后学界对此问题即多有论述，外国存在的立法例也逐一被介绍与检讨，在具备相当理论基础的前提下，最后终能顺利将辩诉交易程序增订于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