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权原则强调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卢梭曾指出：“人们所能有的最好的体制，似乎莫过于能把行政权与立法权结合在一起的体制了。”法国大革命所采纳的正是人民主权不可分割的信念，这使得孟德斯鸠的政制理论，除了以最刻板的权力分立形式外，无法被接受。”卢梭的主权不可分割的“政府理论是对混合和均衡政治思想的一种直接的抨击，在法国大革命对贵族权力以及后来对君主权的抨击中，这种理论达到了其最高峰，卢梭的理论在当时至高无上就意味着孟德斯鸠关于英国宪制的观点不大可能为人们所接受。”

　　1793年宪法不仅规定中央行政机关执行会议由立法议会选出，而且还规定“它只有在执行法律和立法议会的法令时才有所行动”。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国民公会既是惟一的立法机关，又是最高的权力机关，集国家各种权力于一身，从而导致了国民公会专政。1793年宪法刻意加强立法机构，把几乎一切重要权力都赋予它。尽管有关条文规定，立法议会的职责仅仅是提出法律草案和发布法令（宪法第53条），但通观宪法条文就可知道，立法议会并非三权分立意义上的立法机构，而是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执行会议从属并听命于立法议会。宪法为此作出规定，立法议会成员由全国普选直接产生，使立法议会成为全体人民的受委托者，从而也就获得了代表全体人民形式主权的权力。执行会议的成员虽然也经选举，但选民选出的仅仅是供立法议会从中挑选的一个名单，执行会议的成员最终是由立法议会任命的。之所以做这样的安排，与罗伯斯庇尔的想法不无关系。他在《关于宪法》的演说中强调“任何宪法的第一项任务应该是保护社会的和个人的自由，使其不受政府本身的侵害”；“政府的腐化是由于逾越它的权限和它们离开主权者而独立”。既然把政府视为应时刻防范的对象，体现人民意志的立法议会与形式政府职能的执行会议之间，当然不是分工合作、相互监督的关系，而是权力赋予者与权力行使者、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了。

　　罗伯斯庇尔对如何防止代表民意的立法议会滥用权力，除了把任期定为1年（宪法第40条）外，罗伯斯庇尔和1793年宪法都没有提出更多的措施。他的行政与立法分开的主张，在宪法中并未得到体现，行政机关实际上处于立法机关的管辖之下。人民对于议会的监督，除了在投票的一刹那所作的选择外，没有任何别的更有效的办法。对于立法议会在任期中的滥用权力行为，更无任何监督和制止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议会就有可能以人民意志体现者的名义，独揽大全实行专横的统治。更为严重的是，在立法机构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某一个政党或政治派别，而在政党或派别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少数几个人，甚至是一个人。这就难怪孔多塞批评1793年宪法引向议会专政，引向控制议会的党派专政。

　　1793年宪法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它体现的平等观念，对人权和财产权的保护都体现了当时的进步要求。新《人权宣言》集中体现了罗伯斯庇尔的社会民主思想。与1789年人权宣言相比，新《人权宣言》强调“社会权利”。它首先宣布“社会的目标是共同幸福”（第1条），并且把“平等”列为最重要的权利，其次才是“自由、安全、财产”（第2条）。在财产权问题上，孔多塞的提案指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和无限制的权利”，而新《人权宣言》则在对所有权首次作了法律界定后，主张限制财产权，指出财产权应是“每个公民都拥有的享受和支配法律为他保证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此外，罗伯斯庇尔还把平等权、劳动权、公共救济权、受教育权等社会经济权利列入人权宣言（第17、21、22条）。

　　只是1793年宪法颁布后的第二天，就被装进一只豪华精致的木盒子，从未付诸实施。但议会对行政部门的控制却仍在不停地加强。1793年12月4日，关于革命政府组织的法令把各行政部门统统交给救国委员会支配。1794年4月1日的法令使议会的集权程度进一步提高：执行会议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12个直属救国委员会的行政委员会。此后，权力的天平一度似乎出现了向罗伯斯庇尔把持的救国委员会倾斜的危险，国民公会几乎有点控制不住它的救国委员会了。然而，罗伯斯庇尔毕竟过于优柔寡断，加上战争形式的普遍好转，使得国民公会能够顺利地通过“热月政变”重新回复自己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权。1794年8月24日开始，救国委员会更是失去了对所有行政部门的统辖权，只被赋予处理作战和外交的权限。代行各部职权的12个执行机构被分别置于议会的12个委员会管辖之下。至此，国民公会的集权专制可谓到了极致。所以这部1793年宪法虽然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却一天也未实施，不可不谓是宪法史上值得深思的一例个案。[13]

　　不过，要说法国革命者绝对地忽略权力的监督也不太符合事实，因为他们已经意识监督的重要性并试图采取相应措施。但不可原谅的是，在革命者的眼里，监督权力滥用的手段并非法治意义上的“法律”，竟然是“人治”意义上的“道德”。

　　三、道德理想国的建构与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

　　试看雅各宾派代表人物的高论：“什么是支持和推动这个政府的主要动力呢？是美德。我指的是公共美德，这种美德曾在希腊和罗马创造过许多奇迹，它将会在共和主义的法国创造出更加惊人的奇迹。”雅各宾专政时期大兴道德救赎和追求道德理想万国。在这个民粹主义的王国中，要选举道德模范、设立道德监护。当广场政治已不能满足革命的需求，道德英雄出现的时机逐渐成熟，历史借罗伯斯庇尔之手，打造了一个超个人的国家，道德的法庭战胜了理性的法庭，道德的救赎塑造人的内心，道德的国度被推上了顶峰。道德再也按捺不住了，它的越位，注定了断头台的疯狂运作—塞纳河水实在太红了，也注定了罗伯斯庇尔悲剧之产生。终于热月政变，让所有的道德激情被浇灭，道德理想国走向了它必然覆灭的归宿。朱学勤先生将神人和解的时代称为“后神学的时代”，“意识形态时代”，也让我们看到了何以法国大革命最后变为一场道德的宗教，变成了政治的神学；看到了卢梭关于国家主权的信仰如何在革命中变成了政府的主权，然后又变成了国家救亡委员会的主权，最后变成了个人（道德英雄）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