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采用了法益侵害说{13} 。但是，却在总则中规定了故意犯罪的预备犯和未遂犯，而在过失犯罪中只规定了过失的结果犯。笔者认为，从法益侵害或威胁的角度来看，既遂犯对法益造成了实际的损害：未遂犯对法益构成了实际的威胁：预备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因素，在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阶段即被制止了，对法益几乎没有构成威胁。因此，预备犯欠缺对法益的侵害与威胁，故不应予以犯罪化。而在过失危险中，过失行为使某特定法益面临实际的威胁——处于危险状态，这一点与故意犯中的未遂犯是相对称的。因此，从侵害法益的角度，过失危险行为具备了犯罪化的报应基础。而根据我国刑法总则，追究故意预备行为的刑事责任被作为一项原则来对待，过失危险犯即便允许存在的话，也只能在分则中寻找。笔者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追究故意预备行为的刑事责任可以成为刑法原则，而过失危险犯在刑法中的可存在性却要受到质疑呢？
综上，笔者认为，决定某类过错行为，包括过失危险行为在内可以犯罪化的基础不是主观过错，而是危险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过失危险犯只能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法益的犯罪中，由于公共安全法益本身的特殊性，这类法益价值的外延已经突破其本身的价值层面而及于它的安全性，即威胁它的安全就是侵犯它的价值，而使过失危险行为具有直接侵犯公共安全法益价值的本质，进而具犯罪化的报应基础。
(二)过失危险的功利基础
1.一般预防。从法益保护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仅要关注有预谋的故意行为，同样也要警惕源自人类自身弱点的过失行为，故意和过失行为都会同样地侵害法益或对重大法益造成重大危险。而现实是：对重大法益的威胁有来自恶意的攻击，最典型的例子是恐怖袭击，但更多的则来自人类自身的性格弱点——过失，如世界范围内众多的飞机失事、火车碰撞等等，使人类在享受高技术带来的现代化文明成果的同时，也遭受着由此带来的巨大痛苦。严厉打击恶意侵害行为的意义不言自明，而对过失危害，人们往往只在重大惨剧发生后才动用刑法，这显然是不够的。从公平和威慑的角度来看，传统的过失犯罪概念都有欠缺，因为某一不谨慎的、极端危险的行为是否会造成损害后果，纯粹是偶然事件。只要行为人相信如果因为其行为的后果没有危害性就不会受到处罚，那么对行为人可能实施的处罚的威慑和预防效果就会大大削弱。对造成了严重损害后果的轻微过失犯罪行为处以重罚，而对造成轻微损害后果的重大过失行为不予处罚，都是错误的和不公平的。因此，所有欧洲国家的立法都已经摒弃了传统的过失犯罪概念，现在都转而采纳了危险犯罪的概念{14} 。
笔者认为，面对过失行为可能带来的法益侵害风险越来越大，负有保护重大法益职责的刑法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必须表明态度，不得听之任之。建立保护重大法益安全的“过失危险预防机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它可以起到必要的警示作用，防患于未然。
2.针对特殊人身危险性的特殊预防。笔者认为，过失危险犯具有人格上的可责难性，换句话说，行为人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一般认为，人身危险性是指故意犯罪中，由再犯次数表征的再犯可能性，如累犯的人身危险性大于初犯和偶犯的人身危险性，而自首犯的人身危险性比脱逃犯的人身危险性要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