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根据证券法规的松散程度，可以将国外的证券管理体制和证券犯罪立法大体上分为三个类型：英国式、美国式和法典型。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成型的证券市场的国家，但是直到1986年才通过《金融服务法》授权成立“金融服务监管局”等机构，政府较多地介入了证券市场监管，初步改变了其在证券市场所奉行的“自由经济”。至今，英国的证券犯罪的规定仍然散见于不同的法律当中。相对来说，美国的证券管理法规，包括证券犯罪立法却要集中得多，以《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为主的联邦证券法律强调了政府对证券的统一管理，以特别刑法与其他法律结合的方式来规定有关的证券犯罪。尚未有国家出台完整的证券刑法典，即便像我国在刑法典中以专门的章节规定经济刑法的立法模式也不多见。为什么会这样？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金融市场是最复杂的市场，巨大的金融利益，盘根错节的金融关系，政治金融一体的国家形式，瞬息万变的金融情势，其监管难度不是统一的刑法典所能胜任的。为此，无论是松散的英国式还是相对集中的美国式，各国无一例外地采用附属刑法模式来规定证券犯罪。附属的证券刑法模式，在于能够根据证券市场的情况及时修正散见于各证券法规中的罪状和法定刑。
经济犯罪抑或行政犯罪当属法定犯，证券刑法也是如此。根据法定犯的原理，证券犯罪对象也该产生于行政法规的证券范畴，证券犯罪行为的违法性应该取得证券行政违法与证券刑事违法的统一。我国的证券市场或金融市场尚处于较低的层次，证券对象单一，证券违法行为也多限于发行欺诈、操纵价格、资本抽逃、虚假陈述以及背信侵财等行为类型。虽则金融市场的总量或者说融资能力已不可小觑，证券犯罪案件层出不穷，但是混业经营尚未实施，证券衍生品种尚不多见，国有股（法人股）一股独大，股权结构还不算复杂，实不算证券市场的高级阶段。一旦混业经营得到实施，证券衍生品种丰富起来，金融寡头出现，政治金融进一步结合起来，国家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进一步融合，市场容量将呈爆炸式增长，证券违规行为也会更加复杂。此时，刑法独立介入证券市场的能力和程度就更值得斟酌了。因此，仅凭初级阶段的证券市场水平就以为，证券刑法可以摆脱证券法规的范畴，不仅其刑法观念略过积极，实际上对证券市场复杂程度的考虑也有不足。
综上，作为一个法的部门，刑法既不是以独立的规制对象为基础确立起来的部门法，它的独立性也是相对的。经济刑法、证券刑法也有其独立的评价观念和机制，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和其他法律法规之间具有补充性。具体说来，经济刑法抑或证券刑法的概念应当从属于相关的法律法规，经济犯罪抑或证券犯罪行为的违法性判断也需要找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这也是罪刑法定和谦抑原则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