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来说,监察委员会不能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处于革命战争环境中。所以,1927年底,面对空前艰难的政治局面,中共中央发布第26号通告指出:“我们整个的党转入地底秘密工作的地位”,“同时各地党部因为种种关系有监察委员会组织者极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因为委员散在各地,加以正主席王荷波同志及委员张佐成、萧石月、杨培森等同志之被难,副主席杨匏安同志之被处罚,至今未能行使执权”。因此,“监察委员会似已成为不必要的组织”。[17]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就取消了监察委员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耳熟能详的教训:照搬别人的教条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遇到的问题,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才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好办法。
【作者简介】
邹爱华,生于1972年1月,湖北沙洋人,现为湖北大学法学院法学系主任,湖北大学法律顾问,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注释】 李颖:《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
高放:《党章中某些传统规定探微》,《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88年第2期。汤涛:《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6期。
李颖:《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501页。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284—285页。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287页。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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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524—525页。
唐正芒:《黄鹤知何去——中共五大纪实》,《党史博览》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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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佃杭:《苏共中央监察会员会的历史考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2期。
张树军、齐生主编:《红色决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王晓建:《大义云天杨匏安》,《中国监察》2006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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