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在道德自律难以奏效的土壤，指望一些倡导性的软规则、柔政令，是无法对明星代言广告的行为发挥有效规范作用的，对不当代言行为更不可能有威慑性的制裁效力。此时，明星代言广告中的“严重”法律规矩显得尤其必要。本文的建议如下：

　　第一，明星代言广告应有明确而严格的义务性规矩。国外一个较为普遍的法律规矩是，以证人身份出现在广告中的商品推荐者，必须是该商品的真实用户，其证词，即推荐词必须真实无误。明星代言广告在我国的实践表明，明星代言的产品，他们未必使用过（自己所用产品在价格上可能远贵重于代言产品），在广告中所言所行，可能纯粹是在“说瞎话”。鉴于此，立法必须要求明星代言时遵循诚信原则，并设置严格的义务性规矩。我国立法在为明星代言广告设立法律规矩时，也必须明确严格的代言义务。建议仿照美国作法，规定以下义务：保证广告词与代言人真实意思一致的义务；代言人所声明的产品效果必须要有事实依据；广告中指出代言人使用该产品或服务时，必须是该产品的真实使用者等。

　　第二，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位一体，严密树立责任规矩。明星违反代言广告的义务，不仅应承担民事责任，也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国外立法大都采取“重责主义”，即侧重责任，确保代言人在承担民事责任的同时，也无法逃脱公法上的责任。反观我国现行法制，对明星代言广告的责任体系设置明显简陋、松弛，与明星从代言广告中获取的高额代言酬金利益相比，明显违背了权利、义务、责任对等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食品安全法起草负责人李援说：“我们对名人、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处罚已经够轻了”。完善而侧重的责任规矩，是防止明星怠慢代言义务的需要，也是化解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屡禁难止症结的需要。

　　第三，民事责任承担中，应将代言广告的明星置于连带责任主体地位。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已毫无疑问。有争议者，承担的民事责任应属何种性质？显然，与按份责任相比，连带责任对责任主体的风险越大、惩罚力度越大。在明星代言广告中，确立连带责任更有利于净化明星代言的广告市场。至于明星连带责任承担的法理依据、责任构成、责任能力（如未成年明星代言的责任能力）、责任方式及其免责事由等问题，属于专门民事法律技术问题，与连带责任侧重性规矩的价值观念是两回事，暂不专论。

　　第四，公法责任方面，行政责任承担应采“重罚主义”，刑事责任上，使明星代言行为尽量“入刑”，并对极恶的代言行为采“重刑主义”。一方面，就我国目前法制而言，尽管部分明星代言广告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但遭遇的不利后果仅是舆论谴责下名人信誉遭到质疑，针对明星的实质处罚规矩处于空白状态，导致明星代言的监管虚弱无力，这与国外相关立法中没收代言酬金、罚款甚至责令一定时期内禁止代言的处罚规定差距甚大。另一方面，根据《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于明星代言广告行为，如是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符合《刑法》规定，可作为共犯处理。[6]司法解释已经初步将明星不当代言行为“入刑”，反映出立法向“严重规矩”的迈进，但此一解释仅限于假药、劣药刑事案件，明星代言的刑事责任追究似仍有完善或专门立罪定刑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