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头顶“经济宪法”、“自由经济的大宪章”等等光环，但是作为一个“高级法”，离不开更基础的法律制度的制约，更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举个例子来说，最早的反垄断法谢尔曼法是针对卡特尔的，协议的方式来封锁市场，为什么不反对控股公司、集团公司、企业并购呢？因为根本不需要，当时的美国各州都对公司进行规制，不允许设立控股公司。后来各州竞相放松规制，降低标准，欢迎大家来投资，所以联邦政府后来制定了克莱顿法、赛勒—凯弗维尔反兼并法和威廉姆斯法，而后者的内容，在我国的证券法中其实也有所吸收。所以，大部分的反垄断法规则可以通过对基础法律制度来完善解决。
所以说，反垄断法在反垄断问题上，究竟能干多少事，是要仔细斟酌斟酌的。一个聪明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并不会依赖这根大棒，摆在那里看看吓唬一下的作用是有的，但是天天打棒子，可能就没什么积极效果了。甚至还会干坏事，1908年2月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罗威诉劳博尔一案中，居然以一致票数认为工会组织对抗资本家，属于“劳工垄断”，违反反垄断法。所以对普通老百姓，对中小企业的有才无钱的创业者们，将对垄断的反感提升到对反垄断法的渴望上，只是画饼充饥而已。
二、行政垄断：反垄断法的焦点
如果反垄断法的意义和作用没有想像得那么大，为什么现在停下来了呢？反对反垄断法的声音，在我看来，主要来源是两个：一个是行政垄断的维护者，一个是行政垄断的厌恶者。前者的官方说法是我们的市场需要培育，战略产业要控制，还不到规制的时候；后者说，如果反垄断法不规定反行政垄断，还要反垄断法那个花瓶干什么呢？前者的代表是许多强势的地方政府，某些官商不分的产业；后者的代表是外资和已经有钱的民营资本。可以说，行政垄断既是中国的国情，也是这部法律难产的原因。
行政垄断是中国学者创造的名词，用来和一般的经济垄断做出一个区分。也就是说，垄断的决定不是企业而可能是政府，比如以前的某个直辖市规定出租车的排量，实际上是封锁另外一个城市的汽车，比如现在我们常常遇到的，某个机关规定某种业务只能交给该机关认定具有资质的单位，或者是某种行为只能由某种特定的组织来完成，比如法律规定企业之间不能借款，只能去银行贷款，比如禁止私募，只能由证券公司来干，等等。但是行政垄断这种行为并不是中国特有的，也不是现在特有的。汉文帝给邓通以垄断铸造货币的垄断，汉武帝的盐铁专营制度，是古代的行政垄断；英国在1600年给东印度公司以印度的贸易、军事的垄断权力，是近代的行政垄断。行政垄断也罢，经济垄断也罢，都是封锁市场，提高门槛，排斥竞争，本质上都是权力的独断和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