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哲学的传统中，从霍布斯、康德到罗尔斯、诺奇克等都是在为社会历史提供政治哲学的证立，然而，在新实用主义者罗蒂看来，“启蒙精神给予社会历史以合理证明的企图是失败的，政治哲学给自由主义提供哲学基础的企图也是注定要失败的”，用他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政治先于哲学”，哲学之于政治在罗蒂眼中，如同上帝之于杰弗逊，“我的邻居是说有20个上帝还是说没有上帝，对我来说豪无伤害。”

　　哲学先于政治与政治先于哲学这两个相反的命题在哲学与政治的先后序列的背后隐含了罗蒂对哲学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地位的洞识，这又来自罗蒂后哲学文化观。或者说，哲学先于政治这一命题的消解为罗蒂的主张提供了逻辑前提。

　　启蒙以来的哲学破除了宗教神学的蒙蔽，开启了一个被称为“后神学文化”或者“哲学文化”的时代，其间，哲学占据了一切知识最终裁判者的席位，成为了其他学科的基础。这是因为，在反映论的“镜式”认识论的哲学关照下，真理以一种符合论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是否真理的判准在于是否能与外在的实在相符合，其前提是人的心灵可以认识并能够正确地反映外在的表象。

　　这种时代性的意识形态风尚以理性主义的名义影响了各个学科的知识发展，内化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诸多领域。其背后的理念就在于真理即正当，而哲学正是真理的来源，就此，说“哲学先于政治”便是对社会政治实践的情境化的理论再现。

　　尽管如此，对于这种正当化与真理如何相分离，而又如何相互论证，继而其在历史演进中的过程如何，则又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如果罗蒂停留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他似乎与其他的现代主义哲学家无异。他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破除了“镜式”的认识论哲学，以一种反再现论的姿态建构其哲学。

　　这一基本认识论的成果具体到政治哲学中，就突出表现为他的“政治先于哲学”的论断，对这一命题，我们不妨先从提出问题入手，进而带着问题对他的论述进行考察。

　　对此论断，至少可以有如下几个问题：其一，如果政治优先于哲学，那么政治社会的合理性或正当性如何实现？进而，又如何对社会历史进行道德和价值评判，如果我们承认这一评判对一个社会的维续不可或缺的话；其二，认为自由民主无需从哲学上进行证立，是否意味着非自由民主的社会同样如此？也抑或，罗蒂如何使其理论经受多元现实的挑战；其三，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旨在维护自由主义，并在批判启蒙理性的同时把罗尔斯界定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这种张力的存在是否意味着他有意曲解了罗尔斯，从而只注重了对《政治自由主义》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