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并非可以由立法者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自由选择的对象，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换言之，每一种模式的基本制度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历史形成，由人去发现的对象，而在短时间内的人为“建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应当摒弃那种“主义先行”、照猫画虎的简单思维方式，转而去寻找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真正的问题所在，再进一步思考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重蹈类似于卷宗移送制度改革之类的覆辙。
【作者简介】
孙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注释】Thomas J．Gardner，Terry Anderson：Criminal Evidence Principles and Cases，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5，p19
所谓“澄清义务”实为调查原则的内涵之一，即“法律课以法院调查、搜集一切对于形成心证，用以作为裁判基础有重要性之事实及证据方法。”参见吴祚丞、许辰舟：《刑事证据法则理论体系与实务之研究》，（台湾）“司法院”，2003年，第25—26页。
根据该条规定，“主要证据”包括：（一）起诉书中涉及的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二）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三）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正当防卫的证据。
这种对立两极模式尽管是对抗式诉讼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其弊端也引起了英美法系学者长久以来的反思。许多学者都承认，并非所有案件中的争端都可以纳入这种对立两极的模式之中。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美）罗纳德·J·艾伦、理查德·B·库恩斯、埃莉诺·斯威夫特：《证据法》，张保生等译，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34页。
Mirjan R．Dama·ka：The Uncertain Fate of Evidentiary Transplants：Anglo—American and Continental Experiments，45 Am．J．Comp．L．839．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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