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究轰动一时的梁丽案，确有许霆案的一点影子，无怪乎世称梁丽为女许霆了。

　　这两个案子在坊间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无论他（她）有没有犯罪，有没有触犯刑法，总之，就常理推断，如此的一个行为，不应被处以极刑（无期徒刑）。如果处以极刑了，那便是法律的不是！其实民众的思想并不那么专业和复杂，人们只是想获得一种实质的公平，他们并不在乎法律是否上纲上线。在一般人看来，许霆使用自己的信用卡，利用了ATM的偶发机器故障，得到了数额较大的现金；梁丽在打扫机场工作中，拾回了一箱价值300万的黄金。就这些基本事实来看，远没有触及到民众的反感和厌恶的神经，甚至并不认为其行为为违法行为。这些，是完全情理之中的。

　　然而，从法律的视角去审视，我们既不能像于丹那样把论语简单得完全变了味，也不能深究得走到了牛角尖里。事实上，就梁丽案而言，最基本的罪与非罪在法学界就存在了分歧。而认为有罪的，在此罪与彼罪问题上，仍然小有歧义，但大都认定为盗窃罪。

　　这里需要做一点商榷。案发当时的情景是：在一个垃圾桶边，有两个女人在打电话，她们的身边的行李推车上放这一个小纸箱。不过多久，两个女人就离开了。这个纸箱依然放在垃圾桶边的那个位置。这是才被负责机场卫生的梁丽捡了回去。相比许霆案而言，这个行为更为“善意”。许霆当时是明知自己能够去拥有那打把的金钱，难敌诱惑，奋然迈出了盗窃的这一步。而梁丽此时甚至不知道纸箱中是什么，更错误的以为这是一包别人已经丢弃的垃圾（毕竟就在垃圾桶边）。身为一名机场的保洁人员，她捡了走，自然是情理之中。显然，在对这一物品的取得上，梁丽的手段是合法的，而这一结论，也就可能推翻了盗窃罪的定罪。因为盗窃罪所谓“秘密窃取”的本质就是通过非法的手段获得了属于他人的物品。然后如若按另家之言定为侵占罪，却又不符合侵占罪所谓“拒不退还”。鉴于罪刑法定的原则，显然没有适合的罪名加以处之，又根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梁丽应当无罪。

　　众家在遗忘物与遗失物等问题上徘徊，这些问题都是基于对犯罪起始点的认同：从捡拾那个纸箱开始，违法行为即开始发生。余以为，这一点就恰好导致了我们陷入了罪与非罪的泥沼。从宏观来看，梁丽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些主要动作：捡拾——拿回机场厕所边的一个小房间——被同事打开后瓜分了少许黄金——做真假鉴定——拿回家中——案发。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合理的捡拾了这个纸箱后，假设梁丽上交到了失物招领处，那是善莫大焉，不仅可以给物主一个警示，更可以防止万一真有盗窃居心的人，在梁丽之后实施盗窃。而梁丽把这个纸箱放到了一个小房间，原因是因为她个人在未打开纸箱前，根据其份量较重的特点来看，判断是一个可能不能带上飞机而被人遗弃的电瓶，这对在机场工作多年的保洁员来说，是个符合实际的判断。因此捡拾欲为己所用，这甚至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更无涉犯罪与否。